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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分類體系研究
樂器分類體系研究
【內(nèi)容摘要】樂器分類體系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以中國知網(wǎng)學術期刊中有關樂器分類體系研究論文為基點的綜述，不但可以管窺樂器分類體系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而且有利于人們把握樂器分類體系的文化內(nèi)涵與未來趨向。
【關鍵詞】樂器 分類體系 比較 《詩經(jīng)》
“樂器是迄今歷史上唯一可以把握的東西——旋律和歌曲在本質上并不是那種可以由一個地區(qū)傳播到另一個地區(qū)的文化品，它們作為自發(fā)運動的表現(xiàn)與民族氣質和種族傳統(tǒng)有著最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它們往往是不可轉讓的，我們不可能區(qū)分這種文化財富與那些可轉讓的文化要素。
而樂器是純粹的文化因素。
它可能由于適合某一種族的愛好而被某一民族吸收過來，也可能由于與該種族的氣質相違背而被這個民族忘卻。
但它本身是人類的手工產(chǎn)品，它受文化潮流的推動，超越了一切國家和民族的界線。”樂器分類體系的研究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本文僅將研究視野局限在《黃鐘》《中國音樂學》《樂器》等學術期刊中具有代表性的10余篇論文上，試圖通過以下幾方面的綜述，描繪出樂器分類體系的新成就、新態(tài)勢，并對現(xiàn)存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
一、樂器分類體系研究
樂器分類體系的研究是中國音樂學界一個較為薄弱的環(huán)節(jié)，然而，在這個領域依然不乏有深度的論文成果。
如鄭德淵的《樂器分類體系》，該文對數(shù)十種樂器分類體系或思維進行探討，認為“沒有一種是十全十美的，若要全面則失之繁瑣，若要簡單清楚，考慮的層面就較低，而在分析探討其體系，對于‘修正’的工作亦無絕對的必要性。
例如經(jīng)過半世紀的H-S系統(tǒng)，一種編碼，即可讓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的人了解這個樂器的性能，少數(shù)人的修正并不能獲得時空之認同;而對于同一文化層的人，一種較窄面的分類體系，也能使這文化圈內(nèi)的人對本身的樂器環(huán)境有所掌握。”關肇元的《樂器分類探討》，不以材料、音性、用途或彈奏機構等作為分類的基本原則，而以樂器發(fā)音系統(tǒng)的機理，亦即“聲音的發(fā)聲方法”為分類的基本原則，因此在關肇元的現(xiàn)代分類法中，第一階元，他使用了H-S系統(tǒng)的四大類：體鳴、膜鳴、弦鳴以及氣鳴，在第二階元，他依據(jù)國際慣例，大致分為大類(Maioreategory或GreatClass)、類(Category或elass)、大族(Grestfamily)、族或屬(Fa—mily)、種(Kind)。
在杜亞雄的《中國樂器的分類》一文中，“他認為樂器是人用來演奏音樂的工具，在音樂演奏實踐中，進行演奏的是人而不是物，人是決定性的因素，物只占次要地位。
他批評S-H系統(tǒng)是首先從‘物’著眼，見物不見人的分類法，邏輯性很強，但幾乎只適宜在民族音樂學家搜集資料時和樂器的研究、收藏中運用，所以和音樂演奏實踐無緣。”杜亞雄提出，“為了建立符合音樂演奏實踐的、有中國特色的樂器分類法，必須在民族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基礎上，吸取國外各種分類法的合理成分，對現(xiàn)行分類法進行較大的修改和補充。”
二、中西樂器分類體系的比較研究
比較研究作為一種重要的視角與思維方式，已被音樂學界廣泛運用于各個研究領域，當然，樂器分類體系的研究也不例外。
如楊民康的《中西樂器和音樂分類法的多維關系比較研究》認為，“長期以來，在西方音樂體系里較多習用宏觀分類法和微觀分類法這一對樂器分類觀念和方法。
但是根據(jù)對中國和其他非西方文化中的樂器分類法的考察，可說其中并未局限于從上述二元對立關系來談樂器分類。
受此啟發(fā)，似可兼從其他的兩分法諸如‘物質的和文化的’‘局內(nèi)的(insiders)和局外的’(outsid—ers)‘主位的(emic)和客位的(etic)’‘人工的和自然的’‘形式化的和非形式化的’‘比較的和描述的’等交叉分類思維側面，對上述‘宏觀—微觀’分類體系予以補充。
但是在這種交叉的分類思維系統(tǒng)中，宏觀分類法和微觀分類法乃位于核心，是一對最重要的分類概念和方法。”張柏銘的《中西樂器分類法之比較》指出薩克斯的樂器分類法和中國傳統(tǒng)樂器的分類法，各具優(yōu)勢和特色，薩克斯樂器分類法具有科學性與邏輯性，中國傳統(tǒng)樂器分類法具有民族性、人的主體性和實用性。
三、《詩經(jīng)》中的樂器分類研究
《詩經(jīng)》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在其內(nèi)部載有豐富的樂器信息。
劉莎的《〈詩經(jīng)〉中樂器總量及類別探討——關于其樂器學諸問題的闡釋之一》以《詩經(jīng)》中的樂器為研究對象，從樂器學角度出發(fā)，對樂器的總量、類別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和探討。
她認為：“《詩經(jīng)》中的樂器總量應該為24件，限于文獻記載及出土實物原因，《詩經(jīng)》中極個別樂器的器形記載不一，從而也間接地影響了樂器的分類問題。”因此，“文中按照打擊樂器、吹奏樂器、弦樂器的方式僅對其中的22件樂器進行了大致分類。”張瀟瀟的《淺析〈詩經(jīng)〉中的24種樂器》結合大量的文獻資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通過對《詩經(jīng)》中24種樂器的分類及文化價值的分析，管窺當時的音樂文化狀況。
四、少數(shù)民族樂器分類體系研究
少數(shù)民族的樂器分類體系是整個中華民族音樂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方面的研究包括：周宗漢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樂器分類》，該文“從實際出發(fā)，根據(jù)對我國少數(shù)民族樂器現(xiàn)狀的調查，并綜合現(xiàn)代樂器資料和參考國外有關樂器分類法理論，制定出以樂器發(fā)音本質為主要特征的樂器四綱分類法。
即：氣鳴樂器綱、膜鳴樂器綱、體鳴樂器綱、弦鳴樂器綱。
考慮到我國少數(shù)民族中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電鳴樂器，故不列電鳴樂器綱”。
吳華強的《湘西苗族樂器研究》以演奏方式的不同，將湘西苗族樂器劃分為三大類：吹奏樂器、打擊樂器、拉弦樂器。”作者指出，“湘西苗族樂器承載著苗族厚重的古老文化，它依附于苗族的傳統(tǒng)習俗、宗教和信仰，有的樂器固然因種種原因而逐漸消失，但當某一件樂器與民族的精神信仰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并成為這個民族精神信仰的載體時，卻是與信仰同在，與民族同在了。”
曾安秀的《西雙版納傣族民間管樂器的分類》一文認為，“管樂器的最大特點是‘簧’，因此，從‘簧’的角度來劃分，西雙版納傣族的管樂器可分為單簧類、雙簧類和無簧類三種。”
周惠萍《“貴州少數(shù)民族樂器圖鑒”研究及其例說》一文“采用我國當今通行的樂器分類法進行第一層分類，即按照演奏方法將其總體上分為吹奏、拉弦、彈撥、打擊四類;采用國際上流行的‘霍—薩’體系分類法(氣鳴樂器、弦鳴樂器、膜鳴樂器、體鳴樂器)進行第二層分。
以突出樂器本身的發(fā)聲機制和共鳴機制，并以激勵源(氣鳴樂器)、傳導系統(tǒng)(弦鳴樂器)、共鳴桶形制(膜鳴樂器)、樂器體形(體鳴樂器)、演奏方式(體鳴樂器)予以說明，同時補充民族、地區(qū)、村寨、采錄時間、民間稱謂等相關信息”。
此外，涉及樂器分類體系的論文還有王曉俊的《中國民族吹管樂器分類問題探討》，該文“就中國民族吹管樂器分類問題，對三種常見樂器分類法及部分新見吹管樂器分類法進行梳理分析。
認為分類方法的產(chǎn)生不應脫離兩個基礎：一是文化環(huán)境;二是分類者研究目的。
我國樂器學學科發(fā)展自覺狀態(tài)下的合理民族吹管樂器分類思維，應為一元對立思維模式和交叉分類思想的繼承發(fā)展。”佘紅英的《“金奏”探》對周代“金奏”的樂器種類與組合、形制演變、音樂性能等方面進行探索，進而清晰地認識周代的用樂制度。
綜上所述，樂器分類體系的研究對于人們把握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發(fā)展脈絡及未來走向具有重要意義，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研究的重要課題。
盡管在樂器分類體系的研究中不乏優(yōu)秀的論文成果，但也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如研究內(nèi)容尚缺乏深度，有關樂器分類體系的相關理論問題仍未見突破性進展。
樂器分類體系是樂器學與分類學相互交融的產(chǎn)物，但這兩門學科在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的共享方面都未能達到互通互鑒，因此，我們期待樂器學與分類學的方法與理念能有機地融合于樂器分類體系的研究中，使樂器分類體系的研究取得新成就，從而為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研究提供更加廣闊的視角。
參考文獻：
[1]楊民康.中西樂器和音樂分類法的多維關系比較研究[J].黃鐘，2006(3).
[2]鄭德淵.樂器分類體系[J].中國音樂學，1994(4).
[3]關肇元.樂器分類探討[J].樂器，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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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杜亞雄.中國樂器的分類[J].中國音樂，1987(2).
[6]張柏銘.中西樂器分類法之比較[J].吳中學刊，1995(3).
[7]劉莎.《詩經(jīng)》中樂器總量及類別探討——關于其樂器學諸問題的闡釋之一[J].黃鐘，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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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曾安秀.西雙版納傣族民間管樂器的分類[J].民族音樂，2007(2).
[13]周惠萍、張應華、 吳培安.“貴州少數(shù)民族樂器圖鑒”研究及其例說[J].貴州大學學報，2010(2).
[14]王曉俊.中國民族吹管樂器分類問題探討[J].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7(4).
[15]佘紅英.“金奏”探[J].科教文匯，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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