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斯奈德譯者主體性在“寒山詩”英譯本中的體現(xiàn)論文

　　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譯者主體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對譯者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從語言層面來評價其譯作的得失，而是從文學、文化層面來評析他們的文學、文化貢獻。譯者主體性的發(fā)揮，不再被看成是對原作不負責任的改寫，而是其個人經(jīng)歷、自身的雙語文化能力、翻譯動機、時代背景等因素對其產(chǎn)生影響的具體表現(xiàn)。寒山詩是我國唐代詩人寒山所創(chuàng)作的詩作，自從被譯介到美國后出現(xiàn)了多個版本。而在眾多的英譯本中，加里•斯奈德的譯本最為成功。在翻譯寒山詩時，加里•斯奈德的譯者主體性貫穿于整個翻譯過程，從對譯本的選擇、譯本的理解、譯本的表達到譯著序跋無處不體現(xiàn)了其譯者主體性對翻譯的影響。
　　
　　一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
　　
　　翻譯作為一項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動，經(jīng)歷了長期的發(fā)展過程。然而傳統(tǒng)翻譯理論大都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翻譯。雖然從這一角度研究翻譯曾大大地推動了翻譯研究的發(fā)展，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傳統(tǒng)翻譯理論對于翻譯問題的探討往往只關(guān)注語言文字層面的對應，翻譯活動被看成一個從文本到文本的封閉過程，而影響和制約翻譯過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則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對翻譯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著的權(quán)威地位上的。以語言轉(zhuǎn)換觀和原著中心論為核心的傳統(tǒng)翻譯觀導致了對翻譯主體的遮蔽，尤其是對譯者的忽略，譯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們的譯者/翻譯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語言層面上評價其譯作的得失，而不能從文學、文化層面來評析他們的文學和文化貢獻。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學術(shù)理論界的崛起［1］，翻譯研究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文化轉(zhuǎn)向”，這種轉(zhuǎn)向使翻譯研究者不再糾纏于規(guī)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一種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譯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間的轉(zhuǎn)換，而是目的語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譯主體的問題，對翻譯主體的研究，使人們越來越關(guān)注譯者文化身份及其主體性對翻譯的影響。但關(guān)于翻譯主體性，譯界還沒有統(tǒng)一的認識。有一種觀點認為翻譯主體性是指譯者、原作者和讀者的主體性和他們的主體間性；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翻譯主體性就是指譯者主體性。本文傾向于后一種觀點。
　　
　　那么，什么是譯者主體性？譯者主體性是指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xiàn)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xiàn)出來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審美創(chuàng)造性。它貫穿于翻譯活動的全過程，具體地說，譯者主體性不僅體現(xiàn)在譯者對作品的理解、闡釋和語言層面上的藝術(shù)再創(chuàng)造，也體現(xiàn)在對翻譯文本的選擇、翻譯的文化目的、翻譯策略和在譯本序跋中對譯作預期文化效應的操縱等方面。［2］
　　
　　本文從譯者主體性角度出發(fā)，通過對譯者譯本的選擇、解讀、表達以及譯者在譯詩序跋中對譯作預期文化效應的操縱四個方面的闡述，試圖分析和探討在當時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譯寒山詩的過程中譯者主體性的體現(xiàn)及其對翻譯的影響。
　　
　　二、寒山、寒山詩及其翻譯
　　
　　寒山，唐代隱逸詩人，隱居于浙江天臺翠屏山寒巖。隱居期間寒山頭戴樹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異，行為怪誕，人稱“瘋癲漢”。居寒巖后，寒山常在林間水邊唱偈吟詩，并書之樹間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墻壁，有“好事者隨而錄之”，約三百余首，編為寒山子詩集。［3］
　　
　　據(jù)臺灣學者陳慧劍考證，寒山詩流傳下來的有314首之多。這些詩富藏禪理，然而語言通俗，極為口語化，有時甚至以難登大雅之堂的粗語、俚語入詩。然而我國的詩學傳統(tǒng)強調(diào)從內(nèi)容到語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nèi)，寒山詩未能取得傳統(tǒng)文人志子的認同和青睞，［4］被正統(tǒng)的文學忽視以致排斥。
　　
　　雖然在本土的文學傳統(tǒng)中長期受到忽視，但寒山詩在國外卻很受歡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國。寒山詩被介紹到美國是20世紀50年代，當時美國正盛行禪宗。目前較為通行的英譯寒山詩有三種。有亞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譯的27首寒山詩。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雜志上發(fā)表了24首有關(guān)寒巖和禪境的寒山譯詩。1962年伯頓•華特生(Burton Waston)選譯寒山詩124首。三個譯本中斯奈德的譯本影響最大，在當時的年輕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糧。
　　
　　三、 加里•斯奈德譯者主體性在“寒山詩”英譯本中的體現(xiàn)
　　
　　加里•斯奈德，美國當代著名詩人、翻譯家、禪宗信徒、環(huán)保主義者、BG代表人物之一。在伯克利加州大學攻讀東方語言文學期間，斯奈德在著名漢學家陳世驤的指導下開始翻譯寒山詩，后來他東渡日本學習禪宗，1969年回到美國后，他定居于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山區(qū)，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同時繼續(xù)廣泛地游歷、閱讀和講學，并致力于環(huán)境保護，成為美國環(huán)保運動的代言人。［5］1958年，斯奈德在《常青藤》雜志上發(fā)表了24首寒山譯詩。1965年，他將其并入新的集子《砌石與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出版，寒山詩在美國也由此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
　　
　�。ㄒ唬┻x擇文本
　　
　　譯者的主體性貫穿于整個翻譯過程，從選擇文本開始就體現(xiàn)出了其對翻譯的影響。譯者的興趣、個人經(jīng)歷和翻譯目的等都會影響到譯者對翻譯文本的選擇。
　　
　　斯奈德選擇翻譯寒山詩就與其本人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斯奈德很小的時候就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癡迷于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的禪宗。他一生閱讀了大量東方經(jīng)典著作、佛經(jīng)和中國詩歌，還東渡日本（1956-1968年）研習禪宗。斯奈德對東方文化，尤其是對中國佛經(jīng)與禪學的熱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選擇寒山詩來翻譯。
　　
　　其次，斯奈德的個人成長經(jīng)歷也是促成其選擇寒山詩進行翻譯的原因之一。斯奈德出生于農(nóng)場主家庭，少年時代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華盛頓州和俄勒岡州的荒莽山地中度過的，在長年累月的伐木和與自然息息相通的勞動實踐中，練就了一身登山和野外生存的非凡本領(lǐng)。他隱居的西艾拉•內(nèi)華達山同樣地處偏僻，遠離喧囂，斯奈德在這里打坐參禪、寫詩勞動。偶爾外出，或是到人跡罕至的西藏雪山探險，或是到曠野的阿拉斯加游歷，行蹤所至，一般總離不開山野。斯奈德非常強烈的“山野情結(jié)”與寒山不謀而合。
　　
　　再次，依據(jù)翻譯研究“文化轉(zhuǎn)向”代表人物勒菲弗爾的觀點，翻譯是一種受制于各種社會歷史條件的過程；譯者翻譯活動的全過程，包括翻譯目的、翻譯方法、翻譯選材等均會受到譯入語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的影響。為了使自己的譯作符合譯入語的主流文學觀，為了取悅大多數(shù)讀者，為了使譯作達到預期的效果，譯者通常會選取那些符合譯入語詩學的作品來譯。斯奈德所處的時代正值美國在二戰(zhàn)后經(jīng)濟進入高度工業(yè)化階段，但現(xiàn)代工商業(yè)機械文明對人的壓抑與異化也使得各種社會問題日漸暴露。斯奈德意識到了這一點，試圖將禪玄互證、佛老結(jié)合作為對西方文明的補充結(jié)構(gòu)和矯正力量［6］，忠告美國公眾。他還試圖在美國文化中引入東方文化的特質(zhì)并繼續(xù)沿襲中國古典詩歌對美國現(xiàn)代詩歌的影響來鞏固美國文化自身的大傳統(tǒng)。［4］ 所以盡管寒山一生著詩無數(shù)、題材也相當廣泛，但斯奈德所選的這24首都是有關(guān)寒巖和禪境的，而對原詩中那些勸世詩、宣揚孝道詩以及大量充滿諧趣的俗語詩則仿佛視而不見。［4］從詩學角度而言，從龐德開始中國古典詩歌就對美國現(xiàn)代詩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到斯奈德翻譯寒山詩時，甚至當時美國民眾也知道一些中國古典詩歌。這樣和諧的譯入語詩學環(huán)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斯奈德對寒山詩的選擇。
　　
　　最后，斯奈德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翻譯家，還是一名環(huán)保主義者和自然文學作家。他的生態(tài)哲學觀與西方傳統(tǒng)中將自然看成人類利用的工具不同，他將自然擬人化，視之為有機生命。他對自然的態(tài)度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佛禪的生態(tài)哲學觀有相同之處。因此，盡管寒山詩覆蓋的內(nèi)容非常廣，而斯奈德翻譯的24首都是關(guān)于自然觀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斯奈德對寒山詩的選擇跟他自己的生態(tài)自然觀和對禪宗的學習都有關(guān)系。［7］
　　
　　（二）解讀文本
　　
　　解讀文本是一個主觀性很強的活動，不同的讀者對于同一文本會產(chǎn)生不同的理解。對于文本的理解不僅與讀者所處的社會、歷史、文化等大背景相聯(lián)系，也與其生活經(jīng)歷、知識結(jié)構(gòu)、對于所讀文本的熟悉程度、認同與感受密切相關(guān)。譯者首先是讀者，所以其對所譯文本的理解會對最終的翻譯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如前文所講，斯奈德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尤其是神宗哲學和儒家入世思想的影響。他對禪宗有著濃厚的興趣，認為禪宗對生活的影響是滲透在生活的各個方面的，從自然風光到人文科學，到處都體現(xiàn)著禪宗簡樸、自然的風格。在翻譯寒山詩時，斯奈德把自己對禪宗及其境界的感悟則融入到了對寒山詩的理解中，試圖以此來解釋寒山詩中包含的意味深長的禪境與禪意。 例如，在翻譯“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一句時，斯奈德通過自己對禪宗的了解，領(lǐng)悟到中國文化中的“道”既可以指自然界的路也可以指宗教意義上通往精神啟蒙的抽象的路。因此在翻譯時對“道”和“路”進行了區(qū)別，分別譯為“path”和“trail”。相比而言，另外一位譯者魏雷則忽略了這點不同，都譯成了“way”。
　　
　　其次，斯奈德把自己對大自然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了翻譯中。斯奈德出生于農(nóng)場家庭，從小就與大自然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山區(qū)度過的，而且他非常喜歡登山運動。這些生活經(jīng)歷培養(yǎng)了他對大自然的濃厚興趣，也影響了他對寒山詩的理解和感悟。
　　
　　鐘玲在仔細研究了寒山原詩與斯奈德的譯文后，發(fā)現(xiàn)斯奈德譯文中選擇的字，“遠比原文強烈、粗豪”。［8］如他把“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中表現(xiàn)幽深貌［9］的“杳杳”譯成了“rough（崎嶇的）”；把“冷”譯成了“icy（冰冷的）”。正如鐘玲所說的，這首譯詩確實充滿了斯奈德自己在北美山脈中的經(jīng)驗。在斯奈德翻譯的寒山詩中隨處可見他本人的影子。如寒山詩第7首原文中有一句“任運遯林泉”，“遯”指逃遁，指詩人自由自在地隱居、遨游于林泉之中。斯奈德譯為“Freely drifting, I prowl the woods and steams”，根據(jù)《美國傳統(tǒng)詞典》prowl 意為“To roam through stealthily, as in search of prey or plunder”(潛行于……；偷偷地漫游，比如為了獲取獵物或贓物)。［7］因此，鐘玲認為斯奈德筆下的詩人變成了野狼之類的動物，在山林中尋覓獵物。［8］其實這正是斯奈德生態(tài)思想對其對寒山詩理解產(chǎn)生影響的具體表現(xiàn)，因為根據(jù)斯奈德的生態(tài)思想，人類與其他生物是平等的，并且應該共生共榮。
　　
　�。ㄈ�）表達文本
　　
　　如巴斯奈特和勒菲弗爾在《翻譯、改寫和對文學名聲的操控》一書序言中指出的那樣：事實上，翻譯就是對原文的一種改寫。所有的改寫，無論其意圖如何，都體現(xiàn)了某種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理論。［10］
　　
　　斯奈德在美國當時特殊的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的影響下，試圖通過翻譯寒山詩來拯救陷于迷茫中的美國文化。為了達到其翻譯目的，為了使其譯作滿足讀者的審美期待，斯奈德對原文進行了改寫和操縱。斯奈德的譯者主體性在表達文本這一過程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
　　
　　首先，在語言風格上，斯奈德選擇自由體翻譯寒山詩。不僅省去了原詩的韻腳，還在多處省去了句首連接詞和謂語動詞，有時更用分詞代替謂語動詞，這無疑迎合了美國自新詩運動以來開創(chuàng)的意象，并置與開放自由的詩學傳統(tǒng)和由此沿襲下來的讀者的審美習慣相一致。［4］如下面這首詩：
　　
　　可笑寒山道，The path to Han-shan’s place is laughable,
　　
　　而無車馬蹤。A path, but no sign of cart or horse.
　　
　　聯(lián)谿難記曲，Converging gorges-hard to trace their twists
　　
　　疊嶂不知重。Jumbled cliffs-unbelievably rugged.
　　
　　沾露千般草，A thousand grasses bend with dew,
　　
　　吟風一樣松。A hill of pines hums in the wind.
　　
　　此時迷徑處，And now I’ve lost the shortcut home,
　　
　　形問影何從？Body asking shadow,how do you keep up?［4］
　　
　　其次，斯奈德在翻譯寒山詩的過程中大部分使用直譯的翻譯方法。異國文化正是處于危機時期的美國文化所需要的。寒山詩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人生觀和處事方式正符合當時美國青年反對正統(tǒng)中產(chǎn)階級價值觀的思想。蔑視物質(zhì)主義、傳統(tǒng)、權(quán)威，喜歡搖滾樂、嘗試毒品、對美國文化感到不滿的嬉皮士，在物欲橫流的社會感到無助、被動、隔離。他們渴望受尊敬的、真的自我。而寒山詩中流露出來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他們的渴望。斯奈德大量使用異化的翻譯方法，這無疑迎合了當時的美國青年，體現(xiàn)出了他們與眾不同的個性。比如在第5首譯詩中斯奈德就將“喃喃讀黃老”中的“黃老”直譯為“Huang and Lao”；在第10首譯詩中將“大半入黃泉”中的“黃泉”譯為“Yellow Springs”；第12首中又將“入寒紅塵起”中的“紅塵”譯為“red dust”。這種異國情調(diào)正是當時的美國，特別是當時的美國青年所需要的。
　　
　　此外，在漢語的詩歌傳統(tǒng)中很少使用人稱代詞，而斯奈德在翻譯的過程中多處加入人稱代詞。這無疑更加符合英語主語突出的語言習慣，同時也拉近了寒山詩與讀者的距離，這無疑是譯者對讀者接受水平予以考慮的結(jié)果。如他將第21首中的“久住寒山凡幾秋”譯為“I’ve lived at Cold Mountain-how many autumns.”，將“饑餐一粒伽陀藥”譯為“Hungry, I eat one grain of Immortal-medicine.”；將第17首中的“一自遯寒山”譯為“If I hide out at Cold Mountain”；將“平生何所憂”譯為“All my lifetime, why worry?”。
　　
　�。ㄋ模┳g詩序跋中對譯作預期文化效應的操縱
　　
　　譯者在譯詩序跋中對譯作預期文化效應的操縱也體現(xiàn)了其譯者主體性。斯奈德在寒山詩譯序中將寒山刻畫成“衣衫襤褸的中國隱士”，并在最后說道“他們（寒山和拾得）變成了神仙，現(xiàn)今人們有時候還可以在貧民區(qū)、果園、流浪者聚居的叢林中和伐木工人的帳篷里與他們不期而遇。”［11］斯奈德在譯序中對寒山的介紹與刻畫符合當時美國青年的精神追求。寒山無論在外表、行為還是在精神上都與他們極為相似，從而引起了他們的共鳴，引導他們在寒山詩歌中尋找他們向往的生活方式與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寒山最終成了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領(lǐng)袖。這與斯奈德對其的刻畫與描述不無聯(lián)系。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美國當時有利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傳統(tǒng)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斯奈德寒山詩的成功，但我們不能忽視譯者在譯詩全過程中有意的干預和操縱，不能忽視加里•斯奈德譯者主體性在寒山詩英譯本中的體現(xiàn)及其對翻譯的影響。
　　
　　四、 結(jié)語
　　
　　在翻譯研究“文化轉(zhuǎn)向”的大背景下，對譯者以及譯者主體性的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guān)注。譯者作為一個能動的個體，其主體性貫穿于整個翻譯過程。任何譯本都不是一個靜態(tài)的文本，而是譯者主體性發(fā)揮的結(jié)果。而譯者的主體性又是由譯者的個人生活經(jīng)歷、雙語能力、翻譯目的、時代背景等因素所決定的。因此，對譯本的研究不能在真空中進行，而應將其放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下；對譯者以及譯者主體性在譯文中的發(fā)揮應給予足夠的尊重和重視，更加客觀地對其做出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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