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論文
你知道所謂的人文精神是什么嗎?關于人文精神的論文怎么寫呢?小編為大家整理人文精神論文,歡迎閱讀!
人文精神論文【1】
論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
【摘 要】
以儒學為主、儒釋道互相滲透、互為補充為基本格局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伴隨著中華民族五千年興衰更替的發(fā)展史,形成了其特有的崇尚人文理性、講求群體意識、倡導剛健有為、力求平和發(fā)展的文化內質,其中對人文精神的高揚,則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
在全球化的人文精神失落和道德價值迷失的背景下,“返本開新”無疑具有深刻的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
文章主要通過探討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以期對我國現(xiàn)在的人文精神建設有所啟發(fā)。
【關鍵詞】傳統(tǒng)文化;人文精神;天人合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文精神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特別關注的問題,圍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問題,學術界進行了十分熱烈的討論。
而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否具有人文精神,學術界的觀點不一。
有少部分學者持反對意見,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沒有人文精神。
如王蒙就認為,中國從來就沒有人文精神。
在他看來,以“內仁”、“外義”為基本構架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既無感性生命的勃發(fā),又無個體獨創(chuàng)的高揚,不是走向整體主義,就是走向禁欲主義,是最缺乏人文向度的。
但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人文精神。
在主張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具有人文精神的學者中,對于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的理解又很不一樣。
張汝倫先生把儒家的“仁義”觀念與人文精神等同起來,認為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主要內涵是“仁義”。
張斌峰先生認為,博愛即廣泛平等地愛一切人是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核與規(guī)定,其中墨家的“兼愛”思想就是它的突出表現(xiàn)。
李繼凱先生則認為,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是集體主義,其主要表現(xiàn)為家族本位主義、皇權本位主義、國家本位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張立文教授則提出,“和合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內核,“和合”精神是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精髓。
本文在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對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的看法,以期對我國現(xiàn)在的人文精神建設有所啟發(fā)。
一、“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基本內容
1.“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過程
我們的祖先在商周時期就開始了對天人關系的探討和闡發(fā)。
“天人合一”作為一種哲學思想最早反映在《周易》中。
《周易?/span>乾文》提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
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 這里講的“與天地合其德”的思想指的就是將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類相近,合為一體的思想。
這是中國歷史上“天人合一”觀念的最初源頭。
儒家學說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孟子則第一次從心性論的角度闡發(fā)了“天人合一”思想,他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span>盡心上》)在這里孟子把心、性、天連為一體,表達了自己的“天人合一”思想。
漢代大儒董仲舒第一個把“天人合一”作為一個哲學用語或命題提出來,事實上,“天人合一”一詞最早見于《春秋繁露?/span>深察名號》篇中:“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
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道德! 在中國哲學史上,董仲舒還從天人感應的角度第一次對“天人合一”思想進行了系統(tǒng)的論證。
宋明時期的理學家們擯棄了董仲舒粗陋的天人同類說,從心性本體論的高度論證了“天人合一”,把“天人合一”思想往前推進了一步。
張載則公開提出了“天人合一”命題,“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遺人! (《正蒙?/span>乾稱》)在這里,
張載主要從道德角度來論證“天人合一”思想,對此,程顥、程頤非常贊同,但他們比張載走得更遠。
在論證天人關系時,二程曾說過:“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遺書》卷六),“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在二程看來,天道與人道本是一個道,這里的道就是人的道德屬性,即仁義禮智信。
顯然,二程通過將人的道德屬性客觀化,并上升為宇宙本體的方法,來論證“天人合一”的可能性。
至此,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趨于成熟。
綜上所述,中國哲學中的天人合一觀念,發(fā)源于周代,經過孟子的性天相觀點與董仲舒的人副天數(shù)說,到宋代的張載、二程而達到成熟。
論文:人文精神內涵
2.“天人合一”的基本內涵
“天人合一”思想作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重要命題,含義相當復雜,其思想在儒、釋、道等各家中都有所包含,但就其主導地位和對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來看則是儒道兩家的“天人合一”
逐漸增強了世俗色彩,最終外來佛教在傳統(tǒng)文化的人文精神熏陶下日益獲得了現(xiàn)實性的品格而由出世轉向了入世,更多地面向了社會人生。
禪宗是中國化最為典型、也是對現(xiàn)實的人及人生給予最多關注的一個宗派。
禪宗一方面破除對佛祖等外在權威的迷信和崇拜,強調每個人的自性自度,另一方面又將解脫理想融入到當下的現(xiàn)實人生之中,
把修道求佛的修行貫穿在平常的穿衣吃飯之間,主張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強調凡圣平等、人佛無異和自然任運、自在解脫。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重視現(xiàn)實社會人生的氛圍中,逐漸增強了世俗色彩,最終外來佛教在傳統(tǒng)文化的人文精神熏陶下日益獲
得了現(xiàn)實性的品格而由出世轉向了入世,更多地面向了社會
人生。
禪宗是中國化最為典型、也是對現(xiàn)實的人及人生給予最多關注的一個宗派。
禪宗一方面破除對佛祖等外在權威的迷信和崇拜,強調每個人的自性自度,另一方面又將解脫理想融入到當下的現(xiàn)實人生之中,把修道求佛的修行貫穿在平常的穿衣吃飯之間,主張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強調凡圣平等、人佛無異和自然任運、自在解脫。
因此,中國佛教具有關注現(xiàn)世現(xiàn)生的特色。
三、重視并實踐道德是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又一科學內涵
中國傳統(tǒng)上是個倫理本位的國家,道德倫理上的完善是中國人做人的最高標準,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
重視并實踐道德是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又一科學內涵,這在儒家學說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xiàn)。
儒學自孔子開始,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不斷更換其形式,如兩漢經學、宋明理學、當代新儒學等等,但有三點是不變的。
第一,以孔子為宗師,為圣人;第二,研討、學習儒家經典,并以其為立身處事的行為準則;第三,承認道德優(yōu)先,視道德為解決一切人生、社會問題的出發(fā)點,為維系家庭、國家、社會存在的根本原則。
道德優(yōu)先是儒學的本質所在,是儒學之所以為儒學的根本點。
儒學對道德修養(yǎng)的重視,從孔子即已經開始。
當時周朝統(tǒng)治者建立了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制度,開創(chuàng)了倫理關系政治化的先河,使得在此基礎上產生并發(fā)展起來的儒家總是把人放在一定的倫理政治關系中考察。
從孔子強調恢復周禮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關系到董仲舒的“三綱”、“五常”,無不是把人固定、限制在特定的倫常政治關系中,
以維護統(tǒng)治階級統(tǒng)治和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而維系血緣人倫關系的最好方式莫過于道德觀念、道德規(guī)范,所以,儒學的核心問題在于道德問題,儒家要造就的是“仁人君子”、“圣人”,即道德完善的人。
那么,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什么?“夫孝,始于事親,忠 于事君,終于立身”(《孝經?/span>開宗明義》)忠、孝就是其一切道德觀念和道德規(guī)范的核心。
忠、孝兩全被看作是人的最美品德。
所以儒家十分注重人的道德修養(yǎng)與實踐,視道德的成就當作人生中最有價值和最根本的成就,提出了“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主張。
這一主張實際上滲透著“內圣外王”的精神,“內圣外王”中,內圣主要以修身為本,它是外王的基礎。
由此可見,儒學是以道德為本位、道德至上的人文學說。
重視道德修養(yǎng),不僅在儒家學說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其實在其它的道、墨、法、佛諸家也是明顯存在的。
由于中國傳統(tǒng)上是個倫理本位的國家,道德倫理上的完善是中國人做人的最高標準,因此,中國古代的士人在追求自己的不朽偉業(yè)中,
十分注重對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完善,而中國傳統(tǒng)的理想人格是“君子”,這種君子人格是由傳統(tǒng)文化主體內容的儒、道、墨、法、佛諸家人生哲學交互碰撞、相互滲透而熔鑄出來的。
要達到理想人格的必經之路是進德修業(yè),養(yǎng)成塞乎天地之間的浩然正氣;要達到理想人格的高尚境界,君子就須“厚德載物”,要通過致知誠意、
在這些哲人看來,一般人通過自身的修養(yǎng)、調整,就能達到完善,就能夠超越有限而進入無限。
當然,這種超越是精神上的超越,是一種境界。
可見,重視并實踐道德是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又一科學內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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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論文【2】
人文精神內涵
一、人文精神內涵辨析
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xiàn)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對一種全面發(fā)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人文精神的精髓集中于表現(xiàn)人文精神的知識教育體系,它關注的是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xiàn)。
但人文精神不等于人文知識。
人文知識是人類認識、改造自身和社會的經驗總結;人文精神則是人文知識化育而成的內在于主體的精神成果,它蘊含于人的內心世界,見之于人的行為動作及其結果。
人文知識的載體主要是各種媒體,獲取人文知識可憑借視聽,可以從課堂上、媒體中獲取;人文精神的載體在人自身,人文精神的獲得必須經過人文知識的內化、整合而變成主體的意識、思想、情感等生命體驗和善行。
人文知識的呈現(xiàn)可以在口頭上、試卷中;人文精神的表現(xiàn)卻只能在人的情感里、實踐中、行動上,再高明的命題手僅以試卷也考不出人們的人文精神,因為人的精神在紙上是答不出來的。
所以人文知識不同于、更不等于人文精神;有了人文知識并不一定具有人文精神。
例如,有些大學生(甚至是人文學科的大學生)、研究生,他們學了不少人文知識,卻并不一定都具有相應的人文精神;而有些識字不多的農民,
沒有讀過像樣的人文課程,卻往往表現(xiàn)出真誠、正直、公道、正義、善良、利他等人文精神。
這是因為,大學生學的是書本上的人文知識,如果沒有內化為自己的意識、思想和情感,沒有轉化為良好品德和善行,那就只能是口頭上的知識而已;
有些農民雖然沒學過多少書本上的人文知識,卻因為生長在傳統(tǒng)文化積淀深厚、人文氛圍濃郁的環(huán)境里,長期的熏陶感染、潛移默化,而使他們具有了體現(xiàn)人文精神的思想、情感和行動。
當然,這并非說書本上的人文知識就不重要、可有可無了;有了人文知識,就為培養(yǎng)人文精神提供了廣闊的理性知識背景--此不待言;這里強調的是,
人文知識一定要經過內化轉變?yōu)槿宋乃仞B(yǎng),變?yōu)樽约旱囊庾R、思想、情感乃至行動,也就是塞繆爾?斯邁爾斯所說的:“知識、學問應該和善行結合。
”(見《品格--個人和民族的力量源泉》,《新華文摘》2000年第11期)只有這樣,才體現(xiàn)出知識孕育精神的真實意義,才顯示出人文知識的真正價值。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之所以是萬物之靈,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獨特的精神文化。
1.中國文化視域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一詞,在漢語里與“天文”相對,是指區(qū)別于自然現(xiàn)象及其規(guī)律的“人與社會”的事務,其核心是貫穿在人們的思維與言行中的信仰、理想、思維方式、價值取向、人格模式、審美情趣。
《易經》有云:“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爆F(xiàn)在很多中國學者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為一種人文精神,在這個意義上的人文精神,實質上就是儒家的教化天下的思想,也就是主張通過詩書禮樂等來塑造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人。
龐樸先生總結了徐復觀的“憂患意識”和李澤厚的“樂感文化”說,對此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
(參見龐樸: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載《文藝理論研究》,1992.1)“憂患意識”說是徐復觀先生于1962年在《中國人性論史》中提出的;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國哲學的特質》講演中曾予闡釋。
他們認為,中國的人文精神躁動于殷周之際,其基本動力便是憂患意識。
此前之“尚鬼”的殷人,沉浸在原始的恐怖與絕望氣氛中,總是感到人類過分渺小,一憑外在的神鬼為自己作決定;因而人的行動脫離了自己意志主動或理智導引,沒有道德可言。
周人革掉殷人的命,成為勝利者,并未表現(xiàn)出趾高氣揚的架勢,相反,從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歷史嬗變中,發(fā)現(xiàn)了吉兇成敗與當事者行為有密切關系,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應負的責任,從而形成了所謂的“憂患意識”。
這是某種欲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tài),或者說是一種堅強的意志和奮發(fā)的精神,是人對自己行為的謹慎與努力。
因而這是一種道德意識,是人確立其主體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發(fā)現(xiàn),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進;與形成耶、佛二教的恐怖意識和苦業(yè)意識絕然不同。
憂患意識在周初表現(xiàn)為“敬”,此后則融入于“禮”,爾后更升進為“仁”。
從表面看來,人是通過“敬”等工夫而肯定自己的;本質地說,實乃天命、天道通過“敬”等工夫而步步下貫,貫注到人的身上,作為人的本體,成為人的“真實的主體性”。
他們相信,基于憂患意識為基礎的心性之學,不僅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品格,也是中國文化的基礎,是孔孟老莊以至宋明理學乃至中國化了以后的佛學的一條大綱維之所在。
(見《中國人性論史》第二章、《中國哲學的特質》第二、三講及《徐復觀文錄(二)?中國文化復興的若干觀念問題)
“樂感文化”說是李澤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一次題為《中國的智慧》講演中提出的,收錄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后來在《華夏美學》中又有所發(fā)揮;而這一說法的理論前提,早在他1980年的《孔子再評價》中,便已形成了。
其說認為,由于氏族宗法血親傳統(tǒng)遺風的強固力量及長期延續(xù),以及農業(yè)家庭小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的牢固保持,決定了中國文化具有一種“實踐理性”或“實用理性”的傾向或特征。
它曾被孔子概括在仁學的模式中。
后來慢慢由思想理論積淀并轉化為心理結構,內容積淀為形式,成為漢民族的一種無意識的集體原型現(xiàn)象。
這種由文化轉變來的心理結構,被稱之為“文化-心理結構”。
實用理性引導人們對人生和世界持肯定和執(zhí)著態(tài)度,為生命和生活而積極活動,并在這種活動中保持人際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既不使情感越出人際界限而狂暴傾泄,
在消滅欲望的痛苦折磨中追求靈魂的超升,也不使理智越出經驗界限而自由翱翔,于抽象思辨的概念體系中探索無限的奧秘;而只求在現(xiàn)實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寧和幸福,
即在人世快樂中求得超越,在此生有限中去得到無限。
這種極端重視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人生觀念和生活信仰,是知與行統(tǒng)一、體與用不二、靈與肉融合的審美境界,表現(xiàn)出中國文化是一種不同于西方的樂感文化。
據說這個所謂“樂”,還不只是心理的情感原則,而且是倫理學、世界觀、宇宙論基石;它在中國哲學中,是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現(xiàn),是以身心與宇宙自然合一為依歸的最大快樂的人生極致,是巨大深厚無可抵擋的樂觀力量,是人的心理本體,那個最后的實在。
(見《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的《孔子再評價》和《中國的智慧》,《華夏美學》)。
龐樸總結認為,“憂”“樂”二說都強調中國文化之非宗教性,并以各自的方式證明它的人文性。
“憂”說區(qū)分恐怖意識與憂患意識在心理上的不同,證明二者分別造就了國外的否定人生的種種宗教與中國的肯定人生的人文文化。
“樂”說則從實用理性與思辨理性以及反理性的區(qū)別著手,證明中國人較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天國,雖幻想成仙或求神拜佛,都還只是為了現(xiàn)實地保持或追求世間的幸福與快樂。
當然否認中國文化為宗教不等于否認它具有超越的理念或超越的境界;二說都極力證明這種超越的存在。
“憂”說認為,天命或天道是超越的天降命于人或天道貫注于人身時,又內在于人而成為人性,使人有道德屬性。
人通過基于憂患意識而起的道德實踐即盡人之性,便可以領悟到天命或天道的存在,體驗到道德自我(不同于生理的、心理的乃至思考的自我)的存在,而到達超越的境界。
這便是性與天命的貫通,天與人的合一。
與這種降命和盡性不同,“樂”說更重視審美的直覺。
它認為,超越、無限之類不在別處,即在當下的現(xiàn)實和人際關系之中,在“工商耕稼”、“倫常日用”之中,甚至就是“倫常日用”本身。
這種“即實在處得超越,在人世間獲道體”的禪意甚濃的辦法,說白了,就是“在人生快樂中求得超越”,對人生抱現(xiàn)實而樂觀的態(tài)度。
而由于宇宙本體也被認定為樂的(“生生”、“天行健”),于是樂觀的人生態(tài)度也即是主觀心理上的天人合一。
在追求天人合一上,“憂”、“樂”二說又殊途同歸了。
2.西方文化視域中的人文精神
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詞是“humanism”,通常譯作人文主義、人本主義、人道主義。
狹義是指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種思潮,其核心思想為:一,關心人,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價值,反對神學對人性的壓抑;二,張揚人的理性,
反對神學對理性的貶低;三,主張靈肉和諧、立足于塵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對神學的靈肉對立、用天國生活否定塵世生活。
廣義則指歐洲始于古希臘的一種文化傳統(tǒng)。
周國平據此把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確定為三個層次:一,人性,對人的幸福和尊嚴的追求,是廣義的人道主義精神;二,理性,對真理的追求,是廣義的科學精神;三,超越性,對生活意義的追求。
簡單地說,就是關心人,尤其是關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價值,尤其是尊重人作為精神存在的價值。
人文精神的基本涵義就是:尊重人的價值,尊重精神的價值。
(《人文精神的哲學思考》,周國平教授在國家行政學院的講演(2007.4))
葛紅兵則認為:“人文思考從根基處說是一種對存在的抽象玄思。
實際上,Humanity (“人文”---在中國并沒有詞源學基礎),它的根本性觀念是從類的角度來思考人,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會有下述超越性問題: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關系、人和神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
因為它把人作為類來思考,所以我們說它的思考是超越具體人倫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 (參見葛紅兵:論人文精神的實質---兼及大學人文教育問題,載《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 葛紅兵談的對人的存在的超越性思考,就是我們常說的終極關懷。
因為人文精神所涉及的是人的思考與關懷之極,所以其形成與變革無不深刻影響著一種文化和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fā)展。
因為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存在的超越性思考,因此,它能以形而上的特征直指人的生存本質,直探人的精神世界和心靈世界的核心,具有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功用。
而人文精神因為這一基本的內涵,獲得了具有哲學意蘊的豐富深刻的內涵,具有了超越歷史、時代和文化的永久的魅力。
二、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要求實事求是地探索自然界的本來面目,不以主觀愿望和價值選擇為轉移。
人文精神強調以人為本,肯定人的價值,崇尚人格理想和道德。
科學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兩者的關系應是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
而在今天的中國,科學精神一統(tǒng)天下,人文精神被排擠到了邊緣。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自然科學的學科分化和擴張,使人文學科的領地日漸狹窄;教育思想方面,科學教育,專業(yè)教育,技術教育壓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學問普遍的科學化傾向和功利化,導致了人文學科的地位進一步下降。
第三,重視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的教育體制,人為的造成了科學和人文之間的疏遠和隔絕。
第四,自然科學家自許的道德中立和價值中立,使得自然科學家心安理得的拒絕人文關懷。
第五。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國策使人文科學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人類從事科學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人。
科學本身不能沒有人性的特點。
以自然為對象的科學精神和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都是人類不可或缺的原則。
人文精神論文【3】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在精神
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之精神何在?我想,這個問題需要我們深深地細考。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然在其久遠博大之中,卻“統(tǒng)之有宗,會之有元”。
有著述載籍有經史子集,萬億卷帙,如《周易》、《老子》、《莊子》、《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等。
學術也是三教九流、百家爭鳴,以儒、道二家為最始。
東晉以后,佛教文化歷南北朝隋唐,由印度傳入,逐步融入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佛教典籍因而也就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輔相成,構成了唐宋以來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
所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這種基本結構特征。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本特點之一是:觀念上的“和而不同”和實踐中的整體會通。
具體地說,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無論是儒、釋、道三家,還是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學,雖有其各自不同的探究領域、表述方法和理論特征,
然卻又都是互相滲透,互相吸收,構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有機整體,其中的任何一家、一科、一學都是不可或缺的,且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學又都體現(xiàn)著這一文化整體的整體特性。
中國文化要把握住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整體精神,否則將難入其堂,難得其精。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如果從整體上來把握的話,那么人文精神可說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鮮明的特征。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文精神與現(xiàn)在所謂的“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等概念不完全相同。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人文”一詞最早見于《周易?彖傳》 “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人文”是與“天文”相對為文的。
“天文”指的是自然界的運行法則,“人文”則是指人類社會的運行法則。
具體地說,“人文”的主要內涵是指一種以禮樂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一個人倫有序的理想文明社會。
現(xiàn)在人們所講的“人文精神”,無疑與“人文”一詞有關,抑或是其詞源。
但“人文精神”一語的涵義,又顯然要比《周易?彖傳》中“人文”一詞的涵義豐富得多。
而且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出現(xiàn)和展開顯然要比“人文”一詞的出現(xiàn)早得多,《周易?彖傳》的面世不會早于戰(zhàn)國末,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則更早。
中國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萬物中最靈、最貴者的思想。
以后,漢儒、宋儒如董仲舒、周敦頤、邵雍、朱熹等,也都不斷地發(fā)揮這些思想。
中國古代思想家們認為,人雖是天地所生萬物之一,然可與天地并列為三。
從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論述中,都蘊涵著這樣一層意思,即在天地人三者中,人處于一種能動的主動的地位。
從生養(yǎng)人與萬物來講,當然天地是其根本,然而從治理人與萬物來講,則人是能動的,操有主動權。
就這方面說,人在天地萬物之中可說是處于一種核心的地位。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文精神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與超越放在首位,注重人的倫理精神和藝術精神的養(yǎng)成等,正是由對人在天地萬物中這種能動、主動的核心地位的確認而確立起來的。
由此,又形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兩個十分顯著的特點,即:一是高揚君權師教淡化神權,宗教絕對神圣的觀念相對比較淡薄;一是高揚明道正誼節(jié)制物欲,人格自我完善的觀念廣泛深入人心。
這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著一種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現(xiàn)代理性精神。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這種人文精神,根植于遠古的“天人合一”原始文化之中。
人們常把它視作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人與自然之天“合一”的中心是“順自然”(這里是指自然界的“本然”法則與狀態(tài))。
道家思想中強調順自然,這是人們所熟悉的。
如《老子》書中就明確說過這樣的話: “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币舱恰独献印窌械倪@句話,長期以來道家的自然無為思想被看成是一種消極被動、因循等待的思想。
其實,《老子》道家順自然而不敢為(無為)的思想,有其相當積極合理的一面。
并且這種順自然而不違天時的思想,在傳統(tǒng)儒家文化中也是極為強調和十分豐富的。
荀子關于人與天地參的思想,以往人們都以此來強調荀子的“人定勝天”思想,殊不知這種思想,恰恰是建立在他的順自然而不違天時的認識基礎之上的。
荀子認為,人只有順其自然,才會懂得什么應當去做,什么不應當去做,才能掌握天時地利,利用萬物。
《中庸》“唯天下至誠,……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一段,同樣也是強調只有盡人、物的自然之性,方能參與天地之化育。
儒家把大禹治水的智慧看成是順自然的典范,充分體現(xiàn)了有為和無為在順自然原則中的統(tǒng)一。
這種自周初以來形成的“以德配天”的天人合一觀中,無疑地其倫理道德色彩大大超過其宗教色彩。
而中國的“禮”起源于祭祀,與原始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這是毫無疑問的。
然而“禮”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歷程中,則是越來越富于人文的內涵,乃至最終成為體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人文精神的主要載體之一。
禮的人文內涵,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特別是儒家文化中,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從而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常常是把那些帶有宗教色彩的儀式納入到禮制中去,而不是使禮制作為宗教的一種儀規(guī)。
關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哲學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則大量地體現(xiàn)在儒、道、佛三教的有關心性道德修養(yǎng)的理論中。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所以注重并強調心性道德修養(yǎng),這是與中國歷代圣賢們對人的本質的認識密切有關的。
荀子論人“最為天下貴”時把天下萬物分為四大類:一類是無生命的水火,一類是有生命而無識知的草木,一類是有生命也有識知的禽獸,最后一類就是不僅有生有知而更是有義的人類。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絕大部分的圣賢都持這樣的觀點:即把是否具有倫理觀念和道德意志看作人的本質,作為區(qū)別人與動物的根本標志。
如由于部分宋明理學家,如程朱等,在理欲問題上過分地強調“存天理滅人欲”,因而不僅遭到歷史上不少思想家的批評,更受到了近現(xiàn)代民主革命時代思想家的激烈批判,斥其為壓制人性、無視人性。
但我們如果全面地來檢視一下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有關“理”“欲”關系的理論,則很容易就可以發(fā)現(xiàn)“存理滅欲”之說實非據于主流地位。
誠如程朱等所說,必待滅盡人欲方能存得天理,這極言之說,顯而易見是有失偏頗的。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哲學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應當說也已經反映得相當充分了。
人不應當“役于神”,更不應當“役于物”,人應當有自己獨立的人格。
“役于物”的問題,則隨著現(xiàn)代高科技的發(fā)展,人類向“物”世界索取手段的不斷提高,因而對于物的欲求也是在進一步的膨脹。
眾所周知,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高揚人本主義去沖破中世紀神本文化的牢籠,然而誠如當時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們倡導的人本主義,從中國儒、道哲學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極大的啟發(fā)和鼓舞。
而當今東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哲學,恐怕主要是想借助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哲學中的人文精神來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
以抵御由于物質文明的高度發(fā)展而帶來的拜金主義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類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虛。
這也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為什么還值得人們在今日來認真研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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