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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芝在國內(nèi)的譯介分析
葉芝的藝術代表著英語詩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過渡的縮影。葉芝早年的創(chuàng)作具有浪漫主義的華麗風格，善于營造夢幻般的氛圍，在1893年出版的散文集《凱爾特的薄暮》，便屬于此風格。然而進入不惑之年后，在現(xiàn)代主義詩人艾茲拉·龐德等人的影響下，尤其是在其本人參與愛爾蘭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切身經(jīng)驗的影響下，葉芝的創(chuàng)作風格發(fā)生了比較激烈的變化，更加趨近現(xiàn)代主義了。
葉芝在國內(nèi)的譯介分析
葉芝(W.B.Yeats，1865———1939)，愛爾蘭現(xiàn)代著名詩人，也是足以與艾略特媲美的西方現(xiàn)代派詩人。
1923年，他因為“成功地保持了與本族人民的聯(lián)系，同時又堅持最具貴族氣派的藝術技巧”[1]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從20世紀20年代初，葉芝及其作品在中國就有翻譯和介紹，至今已有近百年。
鑒于葉芝在中國的譯介以及對于新文學的建構是一個較為薄弱的環(huán)節(jié)，本文將對近百年葉芝及其作品在我國的譯介和傳播軌跡做一詳細梳理，試以分析其在我國的接受和影響情況，并探究葉芝譯介的內(nèi)在文化機制以及對新文學主體建構的意義。
一、二十年代：民族主義的高揚
中國對于葉芝的最初譯介始于二十年代，而且主要集中在文學研究會。
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藝術”，與此同時注重翻譯被壓迫民族和弱小民族的文學。
因此，為愛爾蘭爭取民族自治、倡導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葉芝就受到關注。
對葉芝翻譯最早的是沈雁冰。
1920年3月25日，沈雁冰譯夏芝(W.B.Yeats)的《沙漏》發(fā)表于《東方雜志》17卷6號，同時作《近代文學的反流———愛爾蘭的新文學》一文。
茅盾認為葉芝“是提倡愛爾蘭民族精神最力的人，他是愛爾蘭民族獨立的先鋒”[2]。
1921年，騰固所作的《愛爾蘭詩人夏芝》除了介紹詩人的思想藝術之外，還對詩人下了這樣的評論“：夏芝的思想藝術，固然可使我們欽服，但尤所欽服者!他對于社會的活動，非常出力;愛爾蘭的所以得文藝復興———鄉(xiāng)土藝術與民族藝術的恢復，民族的覺醒———的勝利;夏芝的功勞很大。
”[3]由此可見，葉芝最先是以一位民族主義詩人的身份引起新文學運動者的注目。
葉芝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后，在中國文壇立即引起廣泛的關注，對于他的譯介也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高潮。
《小說月報》14卷12號(1923年11月10日)出版了葉芝專號，封面配有葉芝圖片，并且引用了葉芝的詩句做為卷首語。
鄭振鐸在《一九二三年得諾貝爾獎金者夏芝評傳》一文中不僅對于葉芝的生平有著詳細的介紹，而且還評價了葉芝詩歌創(chuàng)作所取得的成就。
本專號還編輯了《夏芝著作年表》以及《夏芝的傳記及關于他的批評論文》，這為國內(nèi)對葉芝的了解和閱讀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王統(tǒng)照是譯介葉芝用力最多的一位。
1921年1月，王統(tǒng)照翻譯夏芝小說《忍心》刊登于《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9月，譯《瑪麗亥耐》載《時事新報文學旬刊》;1924年1月，譯《微光集》載《文學旬刊》;譯小品文《三個奧薄倫人與邪魔》、《古鎮(zhèn)》、《聲音》載《時事新報文學周刊》。
同時，王統(tǒng)照還專門寫作相關文章介紹葉芝及其作品。
1923年5月15日，他的《夏芝的詩》刊登《詩》刊第2卷第2號;第二年，他的《夏芝思想的一斑》載《晨報副鐫文學旬刊》第26號，《夏芝的生平及其作品》載《東方雜志》第21卷第2號。
[4]在《夏芝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中，王統(tǒng)照對于葉芝的生平、作品以及思想做了詳細的介紹和評論。
他把葉芝的詩歌創(chuàng)作分為三個時期，并對主要詩歌作品給予評價。
《竊童》雖然是葉芝的處女作，然而“其詩之美麗，如其他的弦歌是一樣的活潑與爽利……已是‘儀態(tài)萬方，亭亭玉立’的絕世美人了”[5]。
他詳細分析了葉芝的敘述詩《奧廂的漂泊》，并稱它“取材于愛爾蘭舊日的史材，加以點綴與變化，變成了他少年表示思想的大著作”[5]。
此外，他還分別評價了葉芝戲劇和散文的特色，并且對于葉芝受法國象征主義和愛爾蘭原始神話的影響都有深刻分析。
該文對于葉芝生平、作品以及思想全面深刻的分析使它在譯介葉芝的初期成為一篇頗有分量的論文。
此時期，對于葉芝的譯介主要集中在他前期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作品，因而葉芝是以民族主義作家的身份得到新文學運動者的承認。
雖然譯介者也注意到葉芝作品的浪漫主義和神秘主義特色，然而卻對作品的象征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注重不夠。
對于葉芝的作品也沒有形成系統(tǒng)的譯介，僅有零散的作品，而且主要集中在前期，對他中后期偏重于象征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的作品有所忽視。
此外，譯介作品的類型主要集中在詩歌，而葉芝的戲劇和散文雖然受到了國內(nèi)學者的關注，然而此時還沒有譯本。
二、三四十年代年代：現(xiàn)代主義的發(fā)掘
對于葉芝的現(xiàn)代主義發(fā)掘最早的是葉公超。
三十年初期，葉公超在清華大學教書時開設關于英美現(xiàn)代詩的課程，王辛笛后來回憶在清華大學聽葉公超授課的情形時說道：“在葉公超的《英美現(xiàn)代詩》課上我接觸到艾略特、葉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詩作。
葉公超旁征博引，侃侃而談，我們聽得忘了下課的鈴聲。
”[6]而且，他還介紹了葉芝選編的《牛津現(xiàn)代英詩選(1892———1935)》一書，并對葉芝前后詩歌創(chuàng)作的變化做了透徹的分析：“他的詩從個人美感的迷夢中走到極端意象的華麗，神話的象征化，但終于歸到最樸素真率的情調與文字。
”[7]1932年，施蟄存翻譯了葉芝的詩12首，先后刊登于《現(xiàn)代》。
施蟄存出于個人的喜好選擇翻譯的是葉芝前期的詩作，因為“他晚年的詩，喜歡參入哲理，我就不很喜歡了”[8]。
施蟄存的這12首譯作忠實地表達出了葉芝詩歌的原意，語言通俗易懂。
同時，譯者出于“信”的原則也就犧牲了詩作的音節(jié)和韻律。
193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英國文學概論》。
該書第12章12節(jié)《愛爾蘭文藝復興中的戲劇》用大量篇幅首次介紹了葉芝在戲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37年4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曹葆華的《現(xiàn)代詩論》，其中作者翻譯了葉芝的《詩中的象征主義》一文，這也是國內(nèi)第一篇關于葉芝詩論的翻譯文本。
這一時期，考察對于葉芝的譯介和接受不得不提的是西南聯(lián)大。
三十年代末，燕卜蓀在西南聯(lián)大開設《英國現(xiàn)代詩》，隨之也掀起了西南聯(lián)大學習英美現(xiàn)代詩的熱潮，直接影響了當時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的袁可嘉、穆旦、鄭敏、王佐良等人。
王佐良回憶燕卜蓀當時的授課方法：“他用他在《晦澀的七個類型》里分析馬維爾(An-drewMarvell)的“玄學派詩”的同樣精細和深入的方法來為我們分析葉芝(W.B.Yeats)和艾略特(T.S.Eliot)等人的現(xiàn)代詩。
”[9]這種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要求詩歌文本更趨向于哲理化、晦澀化，因此，葉芝被譯介的重點由前期的民族主義轉移到了后期的現(xiàn)代主義。
袁可嘉是提倡新詩現(xiàn)代化的理論人物，葉芝的詩學理論成為他取之不盡的資源。
在《詩與晦澀》一文中，袁可嘉論述了葉芝和艾略特獨特的思維和表現(xiàn)方式“：葉芝、艾略特也分別從愛爾蘭神話，古今文學鑄就特殊的符號與詞匯。
且不說藏在這些文字背后的思想泉源或感覺方式離常人意識十分遼遠，每一個意象，每一個表現(xiàn)法，每一個單字，到了他們筆下，也各具特殊的象征意義，為一群無窮而特殊的暗示，記憶，聯(lián)想所包圍散布。
”[10]袁可嘉在這里不僅點出了葉芝不同于傳統(tǒng)詩人的詩思方式，也說明了葉芝獨具個性的藝術特點。
在《論詩境的擴展與結晶》一文中，袁可嘉還引用葉芝的《在學童中間》一詩做為詩境結晶的例證。
不過，這一時期，袁可嘉致力于新詩現(xiàn)代化理論的建設，并沒有翻譯葉芝的作品。
1941年5月，《西洋文學》第9期刊登葉芝特輯;1944年3月，《詩與潮文藝》第3卷第1期刊登了葉芝特輯。
1948年，楊憲益編譯的《近代英國詩鈔》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其中選錄葉芝詩四首。
楊的四首譯作采用明白清晰的口語，既追求表達詩歌原意，又盡力保留原作的音節(jié)和韻律。
而且，每行字數(shù)和頓數(shù)基本保持相近。
其中《梭羅門與巫女》全詩42行，相近兩行押同韻，同時每行十字四頓。
譯者扎實的翻譯功底使這四首譯作在同時期乃至葉芝作品翻譯的歷史上都稱得上是優(yōu)秀之作。
這一階段，葉芝在中國的譯介呈現(xiàn)了多樣化。
不僅他的詩歌作品得到了翻譯和介紹，而且他的戲劇和詩論也開始得到譯介。
然而，仍然沒有出現(xiàn)葉芝專門的作品集。
與前期注重葉芝的民族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不同，這一階段的譯者大都注重葉芝后期的作品，把他看作一位現(xiàn)代主義詩人。
他的象征主義、現(xiàn)代主義詩歌技巧以及詩藝理論對于這一時期的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人都有著深刻的影響。
建國后，由于“左傾”的嚴重影響，國內(nèi)文藝界偏重于蘇聯(lián)的現(xiàn)實主義理論，以艾略特為首的西方現(xiàn)代派成為批判的對象。
對于葉芝的譯介也進入低谷。
建國后到七十年代末的三十年，僅翻譯出版了葉芝的一本《愛爾蘭民間故事》。
三、八十年代初———至今：全面的譯介和研究
八十年代初，隨著國內(nèi)文藝政策的開放，西方現(xiàn)代派重新得到了國內(nèi)學者的肯定，對于葉芝的翻譯和研究也進入了繁榮的階段。
自八十年代初至今，關于葉芝作品的譯本主要有：裘小龍譯《抒情詩人葉芝詩選》，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裘小龍譯《麗達與天鵝》，漓江出版社，1987年;王家新譯《葉芝文集》，
東方出版社，1996;傅浩譯《葉芝抒情詩全集》，中國工人出版社，1994年;袁可嘉譯《葉芝抒情詩精選》，太白文藝出版社，1997年;趙春梅、汪世彬譯《生命之樹———葉芝散文集》，三聯(lián)書店，1997年;傅浩譯《葉芝詩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葉芝詩選：1923年獲獎》，時代文藝出版社，2006年。
這一時期，有兩位翻譯者值得注意。
一是裘小龍，他翻譯的《抒情詩人葉芝詩選》是國內(nèi)第一部葉芝詩集;二是傅浩，他翻譯的《葉芝抒情詩全集》包括了葉芝374首抒情詩，除了葉芝的敘述詩和戲劇詩，它收取了葉芝的全部詩歌作品。
此外加上袁可嘉，這三位是新時期以來葉芝譯介最重要的三人。
下面，我們以葉芝后期的代表作《駛向拜占庭》為例簡要分析一下三位譯者的各自特點。
拜占庭在葉芝看來象征著永恒的藝術圣地，它是理想的物質和精神的統(tǒng)一體。
葉芝認為自然物體轉瞬即逝，只有精神和藝術才能夠永存。
葉芝在此表達了對現(xiàn)代物質文明的厭惡和對古代貴族文明的向往以及超脫自然追求永恒的愿望。
從這首詩的譯文來看，袁可嘉的譯文更加通俗易懂，更加本土化，但有時為了照顧上下句的意思順接而忽略了翻譯的忠實和詩歌的優(yōu)美。
裘小龍的譯文忠實原文，詞藻優(yōu)美，而且基本保有原詩的韻律。
傅浩的譯文詞藻華麗，然而有時一些用詞不能準確表達作者本意。
當然，譯文沒有絕對的優(yōu)劣之分，三位譯者的譯文各有千秋。
除了翻譯，新時期對于葉芝的研究也頗為豐富。
四十年代曾提倡新詩現(xiàn)代化的理論人物袁可嘉出版了《現(xiàn)代派論•英美詩論》一書，其中設專節(jié)介紹了葉芝的創(chuàng)作道路和藝術特點，并綜合地評價了葉芝創(chuàng)作的多樣性：“緊緊擁抱愛爾蘭的民族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生活，
不斷地吸收本國和外國的優(yōu)秀詩藝，刷新自己的創(chuàng)作方法，最終以理性和感性的高度融化，象征手法和寫實手法的巧妙結合，寫出了卓越的詩篇，以及出色的評論和幾十出詩劇，成為影響深遠的一代宗師。
”[11]裘小龍不僅是葉芝的翻譯者，也是葉芝的研究者。
他出版于八十年代末的專著《現(xiàn)代主義的繆斯》收錄《從浪漫主義到現(xiàn)代主義的葉芝》一文，該論文的創(chuàng)新之處是作者以葉芝的現(xiàn)代意識和詩的形式變化來劃分葉芝詩歌創(chuàng)作的幾個階段，而不是根據(jù)詩人的人生經(jīng)歷。
作者還詳細分析了葉芝的“面具理論”和象征主義體系，并全面評價了葉芝受后期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象征主義、現(xiàn)代主義、愛爾蘭民間文學等多方面的影響，并指出葉芝不同于其他現(xiàn)代詩人的獨特之處：“葉芝用抒情來維護個人內(nèi)心中殘剩的情感和尊嚴，對這種文明作出具有他自己聲音的批判。
葉芝的抒情也就成了現(xiàn)代派一味反抒情傾向的一個不可少的對立面。
”[12]此論文是同時期頗有深度的一篇關于葉芝的論文。
同時，此時期出版的歐洲文學史、英國文學史、《英國詩史》等國別文學史都設專章或專節(jié)論述葉芝。
90年代末，傅浩著的《葉芝》和《葉芝評傳》同一年出版，終于填補了我國關于葉芝傳記的空白。
此外，到目前為止，關于葉芝的論文大約有近一百篇，涉及到葉芝詩歌的主題、意象、影響以及詩學理論和戲劇等各方面。
此時期對于葉芝的譯介經(jīng)過了建國后近三十年的沉寂終于到達了全面的興盛。
不但葉芝抒情詩全集出版，葉芝的散文也有翻譯出版。
對于葉芝的認識也不再像前兩個時期那樣偏重于某個階段，而是把葉芝的創(chuàng)作道路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然而，目前對于葉芝的譯介和研究仍有不足和空白。
譯者大多集中在葉芝的抒情詩，而對于葉芝的戲劇和詩論翻譯的很少，幾乎還沒有專門的譯本。
對于葉芝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抒情詩，而對他的戲劇和散文有所忽視。
盡管葉芝的戲劇和散文所取得的成就沒有他的抒情詩大，然而它們都是葉芝創(chuàng)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更加全面完整地了解葉芝所必須研究的對象。
四、譯介者的主體選擇和新文學的文化身份建構
葉芝進入中國的第一階段正值中國追求民族獨立的時期。
在啟蒙和救亡的雙重歷史責任下，中國文人開始從海外尋找文化資源促使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進程。
在這種文化交往和沖突中，中國文學要通過借鑒西方文化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進程，而內(nèi)在情感又包括著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抵抗經(jīng)驗。
在借鑒和創(chuàng)造的同時，確立現(xiàn)代民族主體意識就是核心主題。
于是，弱小民族文學中反抗殖民統(tǒng)治、追求民族獨立等民族話語就得到新文學運動者強烈的情感認同。
因此，新文學運動者對于弱小民族文學的譯介就帶有明顯的功利化目的。
文學翻譯的作用在于“促使近代中國得以推倒舊文學，建立新文學，從古典審美轉向現(xiàn)代審美藝術觀”[13]。
茅盾在《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中以質問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當時的歷史語境：“我們翻譯一件作品除主觀的強烈愛好心而外，
是否還有一個‘適合一般人需要’‘、足救時弊’等等觀念做動機?”[14]做為愛爾蘭人，葉芝不僅參與了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和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而且創(chuàng)作了大量謳歌愛爾蘭民族傳統(tǒng)的作品。
因此，新文學運動者和翻譯者對于葉芝的這一個側面情有獨鐘，也就忽視了他的象征主義詩學和現(xiàn)代主義技巧。
葉芝在譯介者的主體選擇中就被認為是一位民族主義詩人。
此種選擇的內(nèi)在機制是譯介者通過在異邦文學的文化訴求中尋求民族認同和凝聚力，以至有利于新文學的民族文化身份建構。
中國新詩經(jīng)過五四時期內(nèi)容和形式的雙重解放日益暴露“非詩化”傾向。
新詩本身藝術的發(fā)展需要新的審美原則和藝術技巧。
如果說新月詩派和初期象征詩派的前車之鑒是前輩們的探險之路，那么西方現(xiàn)代詩的譯介就是外來的巨擘之力。
而瑞恰慈、燕卜蓀師徒二人先后在中國任教無疑在中國新詩和現(xiàn)代主義之間恰起了一座友誼之橋。
特別是燕卜蓀在西南聯(lián)大掀起了一場現(xiàn)代主義風潮，直接影響到穆旦、鄭敏、袁可嘉等人。
袁可嘉后來回憶到：“對校園內(nèi)現(xiàn)代派的興趣很自然地引我去接觸歐美的現(xiàn)代詩，于是艾略特、龐德、葉芝、奧頓、里爾克、瓦雷里等成了我的新寵，逐漸覺得他們的詩藝很有助于解決我們新詩中概念化、教條化的流弊。
”[15]出于克服新詩“概念化、教條化”目的，對于葉芝的譯介也就注重彰顯他的現(xiàn)代主義特色。
葉芝的現(xiàn)代主義詩歌對于中國新詩的現(xiàn)代化進程以及現(xiàn)代主義的傳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不僅影響著一些從事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創(chuàng)作者，也豐富了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學話語。
卞之琳曾說：“寫《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對于我前期中間階段的寫法不無關系;同樣情況是在我前期第三階段，還有葉慈(W.B.Yeats)、里爾克(R.M.Rilke)、瓦雷里(PaulValery)的后期短詩之類。
”[16]卞詩中戲劇化場景的運用、非客觀化抒情以及多重人格主體無疑有著葉芝的影響。
新時期以來，中華民族具有了穩(wěn)定的民族國家政體，民族文化也具有了很大的開放性和主動性。
與此同時，個人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翻譯實踐中也就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
而且，八十年代是呼吁民族復興的時期，對于民族精神資源的尋找以及民族文學走向世界再次成為時代的話題。
同時，民族文化和西方強勢文化之間的矛盾、糾結仍然存在。
因此，那些已經(jīng)取得世界性影響的弱勢民族文學(比如拉美文學、印度文學等)就成為中國作家的仿效對象。
在譯介對象的選擇上，諾貝爾文學獎就是一個具有普適性的標準。
葉芝做為一位這樣合乎理想的作家再次受到譯介者的青睞。
當然，譯介標準的選擇并不是對于西方文學標準的完全認同，還包括了對于文學文本審美特質和創(chuàng)新意識的重視。
而葉芝的兼容并包、不斷發(fā)展的創(chuàng)作實踐更使他成為了民族文學走向世界的經(jīng)典教案。
這種譯介現(xiàn)象背后的文化邏輯同樣是譯介者的功利選擇和民族文學進行重新建構的需要。
從最初的民族主義詩人，三四十年代的現(xiàn)代主義詩人，再到新時期以來的全面作家，我國對于葉芝的譯介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
每個階段的譯介都潛在地隱藏著譯介者的主體意識以及新文學文化身份建構的需要。
因為“不管是文學翻譯活動的進行,還是具體譯文文本的生成，都不可能將緣由和意義僅僅限定于本身，這之中有社會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某一時期居于主導地位意識形態(tài)的多重影響。
”[17]自從三十年代現(xiàn)代詩派以來，葉芝對于我國新詩有著重要的影響。
而且，葉芝也將繼續(xù)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國當代詩歌。
歷史在發(fā)展，對于葉芝的譯介也將會繼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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