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治理和風險社會

時間：2022-10-02 19:06:00 政治畢業(yè)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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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治理和風險社會

　　全球化帶來的影響是多維度的、復雜的。風險治理和風險社會是小編為各位政治興趣者推薦的相關論文。

　　摘要：全球化已經成為當今最為突出最為重要的社會現(xiàn)象;成為認識當代社會和全球發(fā)展的基本語境。而全球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使我們不可避免地進入風險社會。在我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存在著許多不穩(wěn)定因素。在這樣一個風險社會中當務之急是培育和建立風險治理的機制體制，形成風險治理的共識與合力，最終實現(xiàn)風險善治。

　　關鍵詞：全球化;風險社會;風險治理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概括為“技術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社會的”五種不同的形式。不管是被動的卷入還是主動的迎合,全球化的影響已經滲入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沒有哪一個國家或社會能夠游離于全球化影響之外。進入21世紀，中國在極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中發(fā)展，在經濟轉軌、社會轉軌的關鍵時期，轉型風險和全球風險雙重疊加使得我國的風險境遇更加復雜，不僅風險數(shù)量多，而且性質復合――過程風險與結構風險共振。因此正確認識風險社會，建立風險治理的有效機制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

　　一、風險社會的背景

　　貝克說，人類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各種社會形態(tài)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一種風險社會，因為所有有主體意識的生命都能夠意識到死亡的危險。風險在人類社會中一直存在，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隨著人類成為風險的主要生產者，風險的結構和特征才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表現(xiàn)與過去已經有本質的不同。傳統(tǒng)風險的表現(xiàn)形式以自然災害為主，因而就其自然的不變性所帶來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如地震、洪水、海嘯等;但現(xiàn)代風險社會的形成是人的因素作用的結果�，F(xiàn)代科學知識和現(xiàn)代科學技術為人類創(chuàng)造了數(shù)不勝數(shù)的享受安全和成就生活的機會，同時也給我們帶了“毀滅性的進步”，如全球變暖、臭氧層空洞、環(huán)境污染等工業(yè)化的副作用。風險社會的到來，不僅帶來了社會面貌的嬗變，而且導致人類思維范式和行為模式的改變，甚至從制度和文化上改變了傳統(tǒng)社會的運行邏輯。一句話，風險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標志性特征和理解世界的無所不包的背景。

　　二、全球化風險中我國面臨的風險分析

　　貝克在2001年11月于俄羅斯國家杜馬上的演講中說，全球風險社會的新含義依賴于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運用我們的文明的決策，我們可以導致全球性后果，而這種全球性后果可以觸發(fā)一系列問題和一連串的風險，這些問題和這些風險又與權威機構針對全球范圍內的巨大災難事例而構筑的那一成不變的語言及其作出的各種各樣的承諾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在這樣一個社會階段或社會狀態(tài)中，根源于人類實踐的各種全球性風險對人類的生存和發(fā)展形成根本性的威脅，潛在的風險一旦轉化成為現(xiàn)實的危害，極可能是整個人類生活的崩潰。具體到我國所面臨的風險可以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

　　1.風險的來源日益多元化，風險的種類不斷增加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風險的來源日益多元化，風險的種類不斷增加，中國社會發(fā)展中的風險也越來越多了。

　　2.制度風險更加突出

　　中國正處于高速的社會轉型期，但是在這個新舊體制交替的過程中，“制度缺失”和“制度缺陷”都會引起社會風險。

　　3.風險的普遍性與不平等性并存

　　首先，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某些風險是人人都無法逃脫的，它們因為空氣、水、風和食物鏈而變得“無邊界”，環(huán)境、安全、健康這些問題對于每個人都無二異。因此，每個人都被資源短缺、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傳染病的流行等風險所困擾。其次，風險又具有不平等性。這種不平等性表現(xiàn)為越往社會上層，風險越分散;越往弱勢群體，風險越集聚。貝克指出世界風險會影響所有的人，而不論其財富、階級和性別如何。當被生產出來的風險不斷地加重和廣泛傳播、又隨著分配的軸心圍繞安全而不是平等而運轉的時候，風險地位便會使階級地位過時(Beck,1992:38)。

　　4.風險意識和觀念增強

　　現(xiàn)代科技信息通訊技術的發(fā)展，尤其是互聯(lián)網的應用，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為人的風險感知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核泄露、瘋牛病、“911”、非典、禽流感、地震――無論歸咎于風險的增量還是公眾認知的提升，風險的層出不窮，使人們切身感受到置身于一個真實的風險社會之中，增強了風險感知、風險意識和對風險社會認同。雖然人們的風險意識提高了，對許多風險的了解加深了，但在某些后果嚴重風險面前常常反應過度，引發(fā)公眾不必要的恐慌，作出非理性的選擇，從而帶來負面影響。典型的事件就是20世紀90年代末出現(xiàn)的金融危機的連鎖反應，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風險的破壞力。

　　5.傳統(tǒng)發(fā)展模式造成了高風險性

　　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模式不是效率型、內生型的經濟增長(Plul Krugman),而屬于外生型的經濟增長，是以廉價勞動力為比較優(yōu)勢，以大力發(fā)展外貿，尤其是大進大出的進出口為主要手段參加全球生產鏈的分工，形成一種世界工廠的模式。這種模式使得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多年GDP的平均增長高于8%。但與此同時，這種增長伴隨著日益增長的風險。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對外資依賴性越大，經濟的穩(wěn)定性就越差，受國際環(huán)境的影響也越大。二是我國作為世界加工廠處于國際產業(yè)鏈的最底端，這是以資源浪費、環(huán)境的破壞和勞動力的低報酬作為代價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增加了風險源。三是我國以拉動GDP為主導的經濟發(fā)展政策，造成投資過多而消費過少的局面。長期以來中國消費率的低迷對宏觀經濟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由于消費需求是社會總有效需求的最主要組成部分，一個過低的消費需求對維持均衡的經濟增長顯然是不利的，使得中國經濟風險更加嚴峻、危機四伏。

　　三、風險社會的有效治理

　　風險社會的到來，其超出了傳統(tǒng)意義范疇和危機應對理念。如何建立一套科學、合理、高效的風險防控和預警機制，增進政府和公民社會的協(xié)同治理能力，成為當前各國經濟發(fā)展面臨的嚴峻現(xiàn)實課題。

　　1.提高全民防范風險意識與技能

　　風險越少為人們所認識，就會有越多的風險產生。因此風險治理的首要環(huán)節(jié)就是培養(yǎng)風險觀念，用正確的風險觀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風險意識是生活在風險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必須具備的理性思維，是正視風險心理狀態(tài)和面對風險的積極態(tài)度，所以強化公民的風險意識勢在必行。

　　2.促進應對風險主體的多元化建設

　　風險社會的來臨使得社會中的各利益相關主體都面臨考驗，都需要提高抵抗風險的能力，任何一個主體都不可能獨自應對風險社會的挑戰(zhàn)，它需要政府、專家、公民社會、公民自身等同謀協(xié)作、復合治理。即當前中國的社會風險不僅需要公共領域的治理，也需要私人領域的治理，還需要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合作。政府應建立與社會的合作關系，這有助于政府及早獲取風險信息，從而贏得治理風險的有利時機。這就要求改變以往那種以政府或國家為中心的治理模式，建立起包括政府、企業(yè)、非盈利組織、專家、公眾等社會多元主體在內的風險治理體制，形成各方管理各自風險、政府管理公共風險，保險業(yè)參與風險共擔的風險治理新格局。

　　3.推進中國政治發(fā)展，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既然風險是現(xiàn)代化經濟的進程中“無法預料”和“不可免除的特征”，風險是與財富一樣在不同社會階層中進行分配，那么其主要矛盾和問題的社會表現(xiàn)其實就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也就是說，在很多方面，這些急需社會公平與正義解決的問題所反映的社會現(xiàn)象，伴隨著階級、階層地位和財富擁有的不平等，為社會帶來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分配風險。政府和決策者是否在全社會推行公平正義價值理念，則直接影響著社會的穩(wěn)定與和諧。

　　4.加強風險的控制

　　風險往往不會在其已經發(fā)生了影響和人們已知造成了破壞之后繼續(xù)顯示其風險的價值，而是以此為界點，將繼續(xù)孕育著在已經發(fā)生的破壞結果之后新型的、潛在的、且并非具復制性或重復可被克服的風險要素。風險意識的核心不在于現(xiàn)在，而在于未來。所以將風險控制在現(xiàn)有社會系統(tǒng)運作和發(fā)展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具有重要意義。社會要發(fā)展當然存在風險，但風險有大有小，小的風險是必須要承擔的。要控制的是高風險。政府必須對自身的行為、對社會利益群體的行為甚至對某些個人的行為所帶來的風險有所評估。當個人或企業(yè)行為對他人構成風險時，政府就會通過管制保護和減輕風險。

　　5.要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

　　中國應該把重點放在加快現(xiàn)代治理機制的構建，有效地應對全球性風險和制度轉軌風險。在轉軌過程中，如果國家的治理能力被削弱，必然造成整個轉軌的失序，成為所有社會風險爆發(fā)的導火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不僅要改革國家內部的治理結構，提高國家對市場和公民社會的監(jiān)管能力，還要調整國家與市場、公民社會的關系，使它們形成合作互補關系，社會的風險意識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6.加強風險治理的國際合作

　　雖然政府應承擔起風險社會治理的基本責任，但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和政府知識、能力的有限性使提高政府行為的前瞻性和科學性只能部分地緩解風險社會的治理困境。風險并不是為某個國家或地區(qū)所獨有，而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很多風險，比如生態(tài)風險，都是跨區(qū)域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只有實現(xiàn)區(qū)域間政府合作，乃至國際合作，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問題。因此風險治理也不是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責任，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責任。在充分考慮文化差異的前提下，廣泛開展國際與區(qū)域合作，是實現(xiàn)風險共治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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