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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主體與動力生成的關聯(lián)性考察
改革主體是在正式制度變遷過程中有意識有目的地揚棄舊制度、構建新制度的組織和個人，下面是一篇探討改革主體育動力生成關系的論文范文，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改革是正式制度的建構過程，是正式制度變遷的一種方式，是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tài)文明體制等方面的制度創(chuàng)新。改革能不能順利進行，進行的廣度和深度怎樣，質量怎樣，效果怎樣，取決于諸多因素。其中，動力狀況是核心因素。而從一定意義上說，動力則是從事改革行動的主體之動力。離開改革主體，動力便無從談起。改革動力對改革主體具有天然依從關系這一事實，決定了改革動力的生成與改革主體的狀況具有內在的聯(lián)系，因此探尋改革的動力，必須考察改革主體與動力生成的關聯(lián)，分析改革主體，特別是主體結構與動力生成的內在機理。
一、改革主體的構成
改革主體是從事改革的行為主體，是制度創(chuàng)新者。誰是改革主體，誰是真正的改革者，這個問題是進行改革研究和改革實踐要弄清的首要問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是歷史創(chuàng)造者”的觀點，內涵了人民群眾是改革主體的思想。然而，人民群眾作為改革的主體不是無結構的單體，而是由不同的群體、不同的組織、不同的人群構成的復合體。歷史唯物主義在肯定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決定作用的同時，也肯定了英雄人物、社會精英的作用。因此，改革主體是結構性的，不僅人民群眾是結構性的，而且人民群眾和社會精英在創(chuàng)造歷史、推進制度的創(chuàng)新過程中，也是互動的。
關于改革主體及其構成(或結構) ，許多專家學者進行了論述。諾斯在分析制度變遷時，將制度變遷主體分為個人、團體和政府，他們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yè)家�！皬闹贫葎�(chuàng)新主體來看，諾斯把制度創(chuàng)新分為三種: 個人推動的創(chuàng)新; 團體推動的創(chuàng)新; 政府推動的創(chuàng)新。這三種創(chuàng)新在歷史上并非截然分離，而是相互影響，互相轉換的。”[1]在諾斯看來，每一組織就是一個企業(yè)，政治組織就是政治性企業(yè)，政治家作為制度變遷主體就是政治企業(yè)家。個人和團體主要在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中發(fā)揮作用，政府是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主體。誘致性制度變遷是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是個人或團體受可能的制度獲利機會引誘、自發(fā)倡導和實施的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遷，是政府以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實行的制度變遷。在制度變遷過程中，首先是形成能夠發(fā)現制度變遷潛在利潤的“初級行動團體”，他們提出制度創(chuàng)新的方案，啟動制度創(chuàng)新的進程�！叭魏我粋�初級行動團體的成員至少是一個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yè)家”。[2]接著，“次級行動團體”幫助初級行動團體進行制度變遷，實現制度利潤。
經濟學家光將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革行為稱之為制度行為，“當人們作為行為主體采取制度行為，進行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革時，就成為了一個‘制度行為主體’，簡稱‘制度主體’�！鄙钤谕恢贫拳h(huán)境中的人們，在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革中的行為與角色是不同的，這種行為與角色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部分人或利益集團在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革中處于主動的地位，起著決定作用，是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革的決定者，即選擇主體或變革主體，或者稱為“制度決定者”; 另一部分人或利益集團在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革中處于被動的地位，起著從屬的作用，是“制度接受者”。而制度接受者也會對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革施加自己的影響，間接地發(fā)揮“制度決定者”的作用。[3]257 -258辛鳴在《制度論———關于制度哲學的理論建構》一書中，將制度變遷的主體劃分為民眾、利益集團、政府和精英四種。民眾從理論上說是一個整體，但在現實中是以單個人的個體形態(tài)存在的。
每一個人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都通過民眾整體作用表現出來，體現在眾人的合力之中。利益集團是制度變遷的直接推動者和參與者，它與民眾的差別就在于它是以較高水平的組織性為特征，比較有效地克服了普通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勢單力孤的狀況。政府也是一個利益集團，但政府不是自發(fā)組織，它發(fā)揮著其他利益集團所替代不了的作用。精英是社會生活中在各自活動領域文化素養(yǎng)和能力水平較高的人，他們依賴自己的專業(yè)技能和思想認識在制度變遷中發(fā)揮作用，他們是制度變遷的思想主體、知識主體。[4]
對制度變遷(或改革) 的主體，不少專家學者提出了許多有益見解，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但是，他們的研究也有不足，最突出的是沒有對改革主體的構成進行分類，沒有揭示主體構成的一般和特殊性質，因而就不能理解為什么不同的研究者會提出不同的主體構成。其實，在不同的制度變遷條件下，其主體構成是不同的，如果不能從一定的高度或分類視角進行理解，就很難把握改革主體的真正構成。鑒于此，我們將改革主體的構成分為一般構成和境遇構成。一般構成是指改革中普遍存在的主體構成，這就是“個人、團體和政府”結構。這是對改革主體的高度抽象，是從一般、普遍意義上對改革主體的把握，其他主體都被概括、囊括其中。社會精英，當其代表組織或團體時，屬于組織、團體范疇; 僅僅作為個人發(fā)揮作用，則是個人。利益集團主體，由于它是團體的一種，屬于團體的范疇，所以歸入團體主體之中。團體，包括組織團體和非組織團體。雖然政府也是組織，是團體，或者是特定的利益集團，但由于政府具有特殊的作用、特殊的性質，所以一般將政府排除在團體主體之外，作為獨立主體，而且這里的政府是廣義的政府。雖然團體、政府是由個人組成的，但個人作為團體和政府的組成部分并體現它們的意志時，只是代表團體和政府，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個人。因此，“個人、團體和政府”是比較清晰、完整的主體構成，這一結構基本涵蓋了各類改革的主體。但由于改革總是具體的，在不同的境遇條件下，主體的表現具有不同的形式，因此我們僅僅把握了主體的一般構成還不足以利用這一框架分析主體狀況以及改革的動力生成。這就需要在改革主體一般構成外，把握境遇構成。所謂境遇構成是指具體改革境遇中的主體構成。首先，境遇構成是一般構成的邏輯展開。一般構成是“個人、團體和政府”結構，這個結構中的每一主體都是一個子系統(tǒng)，當某一個或兩個、三個子系統(tǒng)再展開時，就表現為另一種主體構成即境遇構成。其次，境遇構成是一般構成在特定改革境遇中的具體表現。由于改革的境遇是多樣的、復雜的，因而境遇構成也是多種多樣的。境遇構成是由于不同時期、不同地方改革任務和對象的不同，因而改革的具體操作者不同形成的。換言之，什么樣的人、團體、組織才能成為改革主體，這是由不同時期、不同地方改革任務和改革對象等因素決定的。“基層民眾、社會精英、團體、政府”，“基層民眾、利益集團、政府”，“基層民眾、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等都是比較典型的改革主體境遇構成。改革的境遇是無數的，因而改革主體的境遇構成也是無數的，因此不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境遇出發(fā)，會提出各種不同的改革主體構成。
二、改革動力的結構性
應用結構分析方法研究改革，揭示制度變遷的結構性特征，這無論是在西方制度經濟學中，還是在我國的改革理論研究中都是比較常見的。對于改革動力的研究，也應該運用結構分析方法。
這是因為改革的動力也是一個結構性系統(tǒng)，是由多因素構成的，而且多因素之間存在協(xié)同關系。其實，無論是整個社會發(fā)展的動力，還是具體到改革的動力，都是結構性體系，都具有結構性。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形成社會發(fā)展的動力。由生產力發(fā)動，導致生產關系變化，由生產關系的變化導致經濟基礎的改變，由經濟基礎的改變導致上層建筑的變化，這一過程是結構性的矛盾運動。由此可見，社會發(fā)展的動力是結構性動力。
改革是社會發(fā)展的一種方式。對于改革的動力，國內理論界從結構層面也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毛壽龍從認識結構、利益結構、權力結構層面深入分析了行政改革的動力與阻力問題，指出要克服改革阻力，形成改革動力，需要有效的改革共識，需要激勵個人努力的利益結構，需要合適的權力結構。[5]韓慶祥認為，我國所面臨的問題，努力解決但長期解決不了的是體制問題。體制是由結構決定的，歸根到底，許多問題是由結構產生的，是結構性問題。解決結構性問題，需要對改革作出科學的頂層設計，從重構改革的動力結構入手，即從改革的突破口、路徑、順序、重點、目標、操作性、社會心理、社會共識等方面入手進行設計。解決好這些問題，就會形成改革動力，獲得好的改革效果。[6]辛本祿、蒲新微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根本推動力在于不斷完善權力結構。中國改革是中央政府權力下放和分解的過程，是市場主體逐步培育、多元化權力結構逐步形成的過程。要持續(xù)推進改革，必須完善權力結構，建立以中國共產黨為軸心的行政權力、經濟權力、社會權力多元均衡結構。[7]雖然我國理論界對改革動力結構進行了多維度研究，但這些研究也存在許多不足。例如，研究經濟體制、行政體制等單項改革動力結構的多，總體上研究改革動力結構的少; 有些論著雖然分析了我國改革的動力結構，但有的對結構因素的歸類不夠恰當，有的對結構因素的提煉過于簡單，沒有能夠真正把握改革動力的結構因素。把握改革動力的結構性，關鍵在于把握改革動力的結構因素。
構成改革動力的結構因素比較復雜、多樣，通過提煉、綜合、歸類，從改革主體視角來說，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因素:
第一，利益效用。這是改革的直接動力因素。人們之所以選擇改革，是因為預期改革后比不改革能獲得更大的收益，這種在現有制度框架內無法獲得的收益效應是推動人們改革的引擎�！按骶S斯和諾斯最早提出一個關于制度創(chuàng)新的理論框架。其基本思路是: 創(chuàng)新的動力來源于創(chuàng)新利潤。創(chuàng)新利潤是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之差�！�
改革主體也是經濟人，在改革之前，他們需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當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他們就具有動力從事某項改革，進行制度安排。當然，在不同的條件下，改革主體對利益效用的考量內涵是不一樣的，有的可能是經濟利益，或者主要是經濟利益，同時還考慮其他利益，有的可能是某種精神利益———自我實現的滿足等等。不同的主體在不同的境遇中由于偏好的差異，對改革的利益效用追求有所差別。例如，國家主要領導人可能更多地考慮的是政治因素�！霸谥贫茸冞w過程中，任何制度創(chuàng)新主體所追求的目標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領導者在制度創(chuàng)新決策時首要的目標就是維護和加強其政治權威，使自己獲得最大限度的社會支持，并使公開地或潛在地反對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維持其統(tǒng)治地位的合法性�！�
第二，意識形態(tài)。意識形態(tài)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它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是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學、藝術、宗教等各種社會意識形式的總和。意識形態(tài)取決于社會存在，反映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意識形態(tài)對改革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它對社會制度的導向作用方面。一方面，意識形態(tài)作為人的世界觀、人生觀、信念、信仰，會引導人們進行符合自己價值觀念的制度建構，特別是政黨、政府等政治組織會在自己所信奉的意識形態(tài)的強烈推進下進行社會變革，建立與其意識形態(tài)相應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其他相配套的制度體系。另一方面，由于社會中意識形態(tài)具有多元性，那些反映現存社會里孕育成長著的新社會因素的新意識形態(tài)，為新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進行著不息的呼喚。這些新意識形態(tài)的代表，受到自己所承載的意識形態(tài)的驅動，進行改革，建構新的制度。
意識形態(tài)對制度變遷或改革的作用，已經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重視。在這方面，諾思提出了具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制度變遷理論。諾斯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覺得新古典理論不能解釋“搭便車”機會主義行為和利他主義行為問題。
新古典理論的個人主義理性計算，無法排除“搭便車”式的機會主義，也無法理解利他主義�！叭魏纬晒Φ囊庾R形態(tài)都必須克服搭便車的問題，它的基本目的是動員團體成員積極行動，而不要把自己的行為建立在簡單的享樂主義的個人成本和收益的計算上�！盵3]274在諾斯看來，意識形態(tài)是關于世界的信念，是世界觀，是行為規(guī)范和習慣準則。以意識形態(tài)協(xié)調人的行為，可以使人們的價值判斷和行為判斷易于達成一致，減少交易成本，可以修正個人的行為，克服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機會主義，激發(fā)個人實現組織目標的熱情。
第三，認知結構�！皬娜说慕嵌葋碚f，支持改革，還是阻礙改革，首先看人自身的知識。”
其實，人作為認識和實踐主體，自身的認知結構，即自身已經形成的知識觀念及其組織架構，是自己認識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礎。人的認知結構是人在實踐過程中不斷進行知識積累而逐步形成并不斷進化的。而人在某一時點的認知結構，既是他此前認識和實踐活動的成果，又是他認識事物、開展實踐活動的知識和思維基礎，也是他認識事物、開展實踐活動的精神能量。同樣，人作為改革主體，他的認識和行為也服從這一規(guī)律。對改革的內在需求能不能深入體察，對改革的目標任務能不能正確把握，對改革的方式方法能不能科學選擇等等，都需要改革主體具有專業(yè)的知識、先進的理念、科學的思維。作為改革動力結構構成因素的認知結構，主要是指改革主體的知識素質、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狀況。一個人的知識素質、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直接影響著他的價值取向和行為選擇。什么樣的知識素質、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才能成為改革主體動力結構的積極因素呢? 就是能夠適應改革需要的知識結構，與時俱進的思想觀念，開放發(fā)散的思維方式，一言以蔽之，就是能夠給改革主體不斷注入前進動力、能夠使改革主體承擔改革任務的認知結構。首先，思想代表社會前進方向，體現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先進性，體現社會變革的時代潮流。其次，思維結構開放，具有包容性，能夠不斷汲取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具有創(chuàng)新品性。最后，能夠發(fā)現改革需求，把握改革契機，具有提出和完成特定改革任務的專業(yè)知識和背景知識。
第四，意志品質。意志是人自覺確定目的，支配行動，克服困難，實現目的的心理過程。人的活動是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的活動。在人的活動中，意志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意志作用的發(fā)揮以人的能力為基礎，以智慧為依托。意志作用的主要表現，首先是發(fā)動行為，按照預定目標行動; 其次是克服困難，排除妨礙預定目標實現的阻力。良好的意志品質是活動順利進行、達到預定目的的重要保障。所謂意志品質，是指個人比較穩(wěn)定的意志表征，主要包括自覺性、果斷性、自制性和堅韌性。自覺性是意志的首要品質。自覺性強的人，能夠自主地確定切實可行的目標，自覺自愿地克服困難，完成任務，并能夠對活動過程及其結果進行自覺反思和評價。在改革中，這種自覺性表現為敢于擔當的責任感，敢于改革，善于改革，自覺承擔起自己的角色職責。意志的果斷性是指善于明辨是非，合理快捷作出決定、執(zhí)行決定的意志品質。果斷性在改革中的表現是，善于運用智慧，果敢決斷。面對改革任務，拿得出魄力，能夠迅速決策; 作出決定后，能夠雷厲風行、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 在推進改革時，善于張馳得當，把握輕重緩急。
意志的自制性是指善于控制和支配自己行動的意志品質。自制性在改革中的表現是，敢于動真碰硬，能夠頂住與目標相背的壓力，克服阻力，具有堅決改革的“闖關”勇氣; 能夠排除干擾，進行自我控制、自我克制，具有劈波斬浪、乘風而行的定力。意志的堅韌性是指能夠堅持決定、咬定目標、克服困難、清除障礙、堅定不移完成任務的意志品質。堅韌性在改革中的表現是，能夠把握好改革的節(jié)奏，控制好改革的風險，積極穩(wěn)妥，規(guī)范有序，正視困難，克服困難，百折不撓，保持耐力，將改革進行到底。責任感、魄力、定力、耐力、執(zhí)行力等意志力的表現，以及作為這些趨向性和力量基礎的能力，都是改革主體動力的組成部分。
改革主體的動力因素是多元的、多方面的，以上四因素只是主要的。其實，利益效用是改革主體動力結構的基礎因素，思想、觀念、心理等主觀因素也舉足輕重，并且日益受到重視。對此，韋森在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譯序中寫道: “從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基本分析理路上來看，要弄清從一種社會秩序向另一種社會秩序的過渡或轉型，關鍵還是在于理解制度變遷機制的動力源在哪里。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在諾斯晚年的思想發(fā)展過程中發(fā)生了一個較明顯的漸進性轉變，那就是他越來越重視人們的信念(beliefs) 、認知(cosnition) 、心智構念(mental constructs) 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 在人類社會制度變遷中的作用�！�
三、改革動力的主體生成
改革動力是如何生成的呢? 如果我們將改革動力分為主體動力、客體動力和環(huán)境動力，那么改革動力的生成相應就有主體生成、客體生成和環(huán)境生成。改革動力的主體生成、客體生成、環(huán)境生成，是指改革動力分別來源于主體、客體(制度變遷的接受者) 和環(huán)境的路徑狀態(tài)。這三種動力來源相互聯(lián)系，不可分割。一方面，改革動力的主體生成離不開改革動力的客體生成和環(huán)境生成; 另一方面，改革動力的客體生成與環(huán)境生成只有依附于改革的主體生成才能成為現實的改革動力。
改革動力的主體生成，具體表現在主體之間、主體動力構成因素之間，以及主體與客體動力因素、主體與環(huán)境動力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協(xié)調之中。各改革主體需要相互支持，協(xié)調一致，形成合作; 各主體動力結構因素能夠激發(fā)主體改革需求，并相互協(xié)調，相互促進，形成活力; 主體與客體動力因素能夠互動共進，形成合力; 主體與環(huán)境動力因素相互融合，形成一致力量。
第一，改革主體的動力是在改革主體相互作用并進行合作狀態(tài)下生成的。在一定意義上，改革主體就是改革動力，就是改革動力之源。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而其中生產力是最活躍的因素。經濟發(fā)展、科技進步等因素對改革的誘發(fā)作用，都是生產力作用的具體表現。作為社會進步力量的勞動者則是生產力的人格化代表。馬克思主義把社會發(fā)展和進步的力量看成是特定的階級，認為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社會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階級斗爭是社會發(fā)展的直接動力。恩格斯說: “自從原始公社解體以來，組成為每個社會的各階級之間的斗爭，總是歷史發(fā)展的偉大動力”[11]毛澤東也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2]
這無異于說，人民是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人民作為制度創(chuàng)新的主體，是改革動力源泉。因為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包括人民對社會制度的創(chuàng)造。無論是無產階級，還是農民階級，毛澤東都把他們看成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案母锏恼嬲齽恿Α� 制度創(chuàng)新者’———是政治家們，中央的、地方的和企業(yè)的，取決于改革的層次。”
這是說，改革的動力來源于改革主體。作為改革主體一般構成的個人、團體與政府，雖然在不同類型的改革中其地位和作用有所差別，甚至存在較大差別，但只有在他們密切合作中才能形成現實的改革動力。個人、團體和政府是三個層次的主體，三層主體之間存在著相互博弈，形成三層合作—不合作多重轉換博弈結構模型。三層主體在常規(guī)情況下根本目標和利益是一致的，但在許多具體利益上又常常不一致，甚至對立、沖突。三層主體在根本目標和利益上的一致性，決定了改革是“上下互動型改革”，是主體合作型改革。但這種互動和合作并不是持續(xù)、穩(wěn)定、均衡、靜態(tài)的結構。當改革引發(fā)的利益格局調整使三層主體的利益得到增進時，他們處于合作狀態(tài); 當改革損害其中一層利益而不能承受或不愿承受時，就會發(fā)生沖突，出現不合作。由于改革的多項性和持續(xù)性，因而這種合作和不合作是多重轉換的。因此，當三層主體的利益、取向一致，形成三層主體合作博弈結構，主體便協(xié)調一致，形成改革動力。在改革主體境遇構成情況下，主體層級更加多樣，主體關系更加具體，主體作用差別更加懸殊，但是，不管多少具體主體，不管某個主體發(fā)揮的作用是多么特殊，只有主體利益與取向一致，相互協(xié)調，形成合作模式，才能生成強大動力。
第二，改革主體的動力是在改革主體動力因素相互作用下生成的。利益效用、意識形態(tài)、認知結構和意志品質是改革主體的動力因素，這些動力因素相互聯(lián)系，相互作用，生成改革動力。改革的發(fā)生，根本動力是生產力發(fā)展的客觀需要，這個客觀需要被改革主體所認識，主體發(fā)現了改革的潛在收益，并將其轉變?yōu)樽约旱睦嫘в眯枨�，形成改革的動機，因此利益效用需求是改革的直接動因。這種利益效用需求受到主體意識形態(tài)和認知結構的考量，當利益效用需求與意識形態(tài)和思想觀念取向相互一致，知識結構能夠把握改革需求與利益效用取舍，便形成改革動力。意志品質猶如放大器，放大并強化這種動力，使它的強度、深度、持久度保持在佳點狀態(tài)。主體動力因素作用的發(fā)揮，還需要具備一些條件，其中權力是首要條件。大部分改革主體，他們并不掌握改革對象，有權機構必須為改革主體賦權，即賦予改革主體從事某項改革的權力，否則，改革可能停留在方案上，無法實施。因為改革主體常常又是改革客體，所以當改革主體利益在改革中受損時，需要進行補償，使主體保持較高的改革積極性。即使在改革主體利益沒有受到損害，為了使改革既快又好，需要對改革主體進行激勵，形成激勵與推進機制，將改革的社會需要轉變?yōu)楦母锏闹黧w需要。為改革主體創(chuàng)造一定的條件，改革主體的動力因素才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第三，改革主體的動力是在改革主體與改革客體動力因素相互作用下生成的。改革的客體即制度的受眾，是制度的接受者，制度規(guī)范的對象。
一項改革能不能得到改革客體的支持，直接關系到改革的成效，甚至關系到改革的成敗。改革客體影響改革主體動力發(fā)揮、影響改革推進的因素，我們稱之為改革客體動力因素。這種動力因素主要有利益、意識形態(tài)、思想觀念、心理承受力等。
一個新制度的誕生，應該能夠增添改革客體的利益，達到“帕累托改進”狀態(tài)。如果一項改革使社會中某些階層的利益得到增進，另一些階層利益受損，或者使社會所有階層的利益都受到損害，那么就應該給利益受損者予以補償，即實行“卡爾多改革”，才能使改革客體支持改革。改革客體的意識形態(tài)、思想觀念決定著他們的制度取向，只有符合他們意識形態(tài)和思想觀念的改革，才能得到他們的認同和支持。所以，當改革客體的意識形態(tài)和思想觀念與即將建構的制度所蘊含的價值不一致時，改革主體需要進行動員，進行改革理論的傳播和思想的準備。改革所進行的制度創(chuàng)新，需要改革客體接受，這就需要客體具有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物質利益受損、制度創(chuàng)新不符合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思想觀念，不符合自己的價值取向，就不可能在心理上承受。即使物質利益沒有受損(甚至利益增加) ，制度創(chuàng)新與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思想觀念相一致，也會因為其他原因，諸如改革的時機、方式方法問題，使客體在感情上、心理上無法承受，就會使客體對主體的改革措施不予支持，因而主體的改革動力就難以發(fā)揮。因此，主體改革動力的生成依賴于客體動力因素，依賴客體動力因素的優(yōu)化，依賴于客體動力因素與主體動力的正向而行。
第四，改革主體的動力是在改革主體與改革環(huán)境動力因素相互作用下生成的。改革主體動力的生成受制于改革的外部環(huán)境，我們將影響主體動力生成的環(huán)境因素稱之為環(huán)境動力因素。環(huán)境動力因素較多，如崇尚創(chuàng)新的文化傳統(tǒng)和非正式制度、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公平的社會氛圍、具有挑戰(zhàn)性的矛盾和問題、外部競爭以及國際合作等。
環(huán)境動力因素對主體動力的生成主要表現在順力和壓力兩個方面。順力，是直接與主體動力目標方向一致的推進力量，是主體可以直接利用或憑借的力量，這股力量猶如順風揚帆，帆借風勢，風大船疾。社會輿論、社會文化與改革潮流同向而行，民眾思想、社會心理順勢策應改革，各種社會因素形成支持改革、推進改革的合力。壓力是由于矛盾和問題、差別和落后等因素而造成的改變現狀的驅使力量，這種力量常常需要轉變?yōu)橹黧w的危機意識和心理負重，從而再轉化為主體的改革動力。作為環(huán)境動力因素的壓力，主要來自于經濟社會政治等方面現實存在的矛盾、問題，來自于競爭和地區(qū)及國際比較等方面的潛在落差與現實落差。經濟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會積累起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有時甚至會產生政治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需要尋找解決的辦法，會觸發(fā)人們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競爭，有地區(qū)競爭和國際競爭等。對于國家來說，國際競爭，他國的制度優(yōu)勢、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先進性會形成外部壓力;對于不同的地區(qū)來說，也有制度創(chuàng)新的競爭，其他地區(qū)的制度優(yōu)勢和發(fā)展優(yōu)勢會成為本地區(qū)制度創(chuàng)新的外部壓力。國際合作，與國際經濟社會規(guī)則的接軌，會形成制度創(chuàng)新的倒逼機制，激發(fā)改革的推進力量，使改革主體加快改革進程，以適應國際合作的需要。
改革主體動力的生成還取決于改革系統(tǒng)本身。改革目標的確定是否科學，改革路徑的選擇是否合理，改革方式的使用是否恰當，改革措施的推出是否配套等等，改革每一環(huán)節(jié)把握的狀況，都會影響改革主體動力的生成質量。把握好改革的每一環(huán)節(jié)，做到科學、合理、恰當、配套，才能使改革主體動力順利生成。通過改革建構的制度，相互之間是否協(xié)調、匹配，直接體現改革的質量和效率。改革的質量和效率狀況影響著改革主體改革的熱情與積極性，因此，制度結構的優(yōu)化所體現的改革預期效果，可以反作用于改革主體，使主體改革動力得到進一步強化和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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