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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類學術期刊引文著錄錯誤調查
社科類學術期刊引文著錄錯誤調查是小編為大家?guī)淼恼撐姆段�，歡迎閱讀。
[摘 要] 在當前的學術期刊評價體制中，影響因子是最重要的指標，因而決定影響因子的“引文數據”受到辦刊者空前的重視和追捧。
為驗證這些“引文數據”的客觀性與科學性，本文選取CSSCI來源期刊中六種較優(yōu)秀的學術期刊，對其中文期刊類引文的著錄情況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六種期刊的中文類期刊引文著錄平均錯誤率高達25.6%，其中最高的達39.3%。
引文著錄錯誤的產生，和期刊編輯的工作責任心有一定關系，但根本原因還在于作者日益浮躁的科研作風，以及人為制造“引文”的不健康的辦刊導向。
應該讓“引文評價”回到它原本的位置，重新確立以學者為中心的學術生產、傳播與評價機制，如此才能最終構建一個良好的學術生態(tài)系統(tǒng)。
[關鍵詞] 社科類學術期刊 引文著錄 引文評價 學術風氣
當前在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中，影響因子是最重要的指標。
無論是國外的SCI、EI，還是國內的核心期刊、CSSCI，都是如此。
很多作者都以論文發(fā)表在高影響因子的期刊上為榮，一些科研單位更是直接以論文發(fā)表期刊影響因子的高低來決定給作者科研獎勵的多少。
影響因子的計算方法是：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時期被引用的頻率。
現在常用的是兩年影響因子，即：某期刊前兩年發(fā)表的論文在統(tǒng)計當年的被引用總次數除以該期刊在前兩年內發(fā)表的論文總數。
可以看出，決定影響因子最重要的因素是期刊刊發(fā)文章的被引用次數，其次是刊發(fā)的文章數量。
一般說來，學術期刊的頁碼是固定的，所刊發(fā)文章數大致也是確定的，因而“引文”就成了“重中之重”，“期刊評價”也就逐漸成為“引文評價”。
然而，“引文”是復雜的。
不久前，《南京大學學報》主編朱劍質疑即將施行的《全國報紙期刊出版質量綜合評估指標體系(試行)》，認為該指標體系以純量化與通適性為特點，對學術期刊評價將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就引用情況而言，“表面的數據不能反映引文的實質(比如正面引用、負面引用、中性引用、復雜引用、偽引用、歪曲引用等)”[1]。
“表面的數據”并不能反映“引文的實質”，那么，這“表面的數據”本身是否可靠，其規(guī)范性與準確性又如何呢?本文就社科類學術期刊的引文著錄情況做了一些調查。
1 調查對象、范圍及方法
本次調查的對象為社科類學術期刊，選擇的樣本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2012—2013)中“綜合性社會科學”和“高校綜合性學報”類排名前三位的學術期刊，它們分別是《北京社會科學》《東疆學刊》《東南學術》《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北方論叢》。
選擇排名前列的學術期刊是考慮調查對象的權威性——它們是社科類學術期刊中的佼佼者，選擇綜合性學術期刊是為了調查對象的代表性——它們能夠較好地囊括大部分學科及更廣泛的學者群。
樣本范圍為以上六種期刊2012年第4期刊發(fā)文章里的所有中文期刊類引文。
之所以選擇中文期刊類引文，是因為比較而言，外文引文及其他中文引文(書籍、報紙等)查證的難度更大，數據不易收集。
不過，窺一斑而知全豹，中文期刊類引文的情況應該能反映整體引文的狀況。
引文查驗的根據是國內三大期刊數據庫：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萬方數據—數字化期刊群、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
考慮到并非所有的期刊論文都能在這三大數據庫中查到，本次調查數據分為6項：引文總數、可查證數、不可查證數、正確數、錯誤數、錯誤率。
引文著錄錯誤分為兩類：重大錯誤與輕微錯誤。
重大錯誤包括：第一作者的姓名、題名、刊名、出版年及刊期中重要字詞的疏漏或錯誤;輕微錯誤包括共同作者的姓名、題名及刊名中較不重要的字詞的疏漏或錯誤。
錯誤率的計算方法是：引文的錯誤數/引文的可查證數。
2 調查結果
2.1 總體情況
本次調查共抽樣引文417條，其中無法查證的有108條，在可查證的309條中，核查正確的有230條，核查錯誤的有79條，錯誤率25.6%。
引文無法查證主要是因為國內三大數據庫未收錄，限于條件，又無法獲取樣刊，譬如新中國建立前或建立初期的刊物、臺港澳地區(qū)的刊物、海外華文刊物等。
六種期刊引文著錄錯誤率分別為39.3%(《北京社會科學》)、32.0%(《東疆學刊》)、28.0%(《東南學術》)、15.0%(《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6.2%(《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5.0%(《北方論叢》)。
其中最高的是綜合類社科期刊中排名第一的《北京社會科學》(39.3%)，近2/5的引文著錄有錯誤;最低的是高校綜合性學報中排名第一的《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5.0%)。
可以看出，綜合類社科期刊中排名前三位的期刊引文著錄錯誤率(平均為33.1%)明顯高于高校綜合性學報中排名前三位的期刊(平均為18.7%)。
具體情況見表1。
2.2 錯誤類型
引文著錄錯誤視其對原文的損害及對讀者的誤導程度，分為輕微錯誤與重大錯誤兩類。
本次調查共收集到引文著錄錯誤79條，其中33條為輕微錯誤，46條為重大錯誤。
輕微錯誤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共同作者姓名疏漏;(2)題名中不重要的字詞疏漏;(3)刊名中不重要的字詞疏漏。
重大錯誤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1)作者錯誤;(2)題名中重要字詞錯誤;(3)刊名錯誤;(4)出版年錯誤;(5)刊期錯誤;(6)引用期刊及該作者均無此文。
具體情況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輕微錯誤數為33，占比41.8%;重大錯誤數為46，占比58.2%，重大錯誤比例超過輕微錯誤。
在具體錯誤類型中，“題名中不重要的字詞疏漏”占比最高，達26.6%;其次為“刊期錯誤”，占比20.3%;第三是“題名中重要字詞錯誤”，占比17.7%。
處在中游的為“共同作者姓名疏漏”“刊名錯誤”“刊名中不重要的字詞疏漏”，占比分別為7.6%、10.1%、7.6%。
出錯相對較少的是“出版年錯誤”“作者錯誤”“引用期刊及該作者均無此文”，占比分別為5.1%、2.5%、2.5%。
以下各舉一例加以說明。
(1)題名中不重要的字詞疏漏
【例】陳文忠.論文學意義[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4)：440。
(來源：《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P485)
題名“論文學意義”應該是“論文學意義——‘意義整體’的動態(tài)生成和歷史累積”。
(2)共同作者姓名疏漏
【例】邱嘉鋒：《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相關部門影響分析》，《經濟學動態(tài)》2009 年第5期。
(來源：《東南學術》，2012年第4期，P71)
作者“邱嘉鋒”應該是“邱嘉鋒，王珊珊”。
(3)刊名中不重要的字詞疏漏
【例】武琳晗：《現代漢語中“小心X”的生成機制研究》，《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來源：《東疆學刊》，2012年第4期，P21)
刊名“《河南師范大學學報》”應該是“《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4)題名中重要字詞錯誤
【例】杜玲.林語堂在雨絲時期的思想傾向[J].史學月刊，2005，( 11)。
(來源：《北方論叢》，2012年第4期，P97)
題名中“雨絲”應該是“《語絲》”。
(5)刊名錯誤
【例】胡菊英.高校后勤基層隊伍的現狀分析與對策[J].高校后勤研究，2009 (1)。
(來源：《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P48)
刊名“高校后勤研究”應該是“成功(教育)”。
(6)作者錯誤
【例】來小康：《我國工業(yè)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的投入產出分析：依據行業(yè)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2008年第 9 期。
(來源：《東南學術》，2012年第4期，P110)
作者“來小康”應該是“薛漫天，李廣眾”。
(7)出版年錯誤
【例】孫曼均：《當前語言文字輿情特點與走勢分析》，《云南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年第1期。
(來源：《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P86)
出版年“2010”應該是“2011”。
(8)刊期錯誤
【例】曹禧修：《修辭學：文學批評新思維》，《東疆學刊》，2002年第6期。
(來源：《東疆學刊》，2012年第4期，P29)
刊期“第6期”應該是“第2期”。
(9)引用期刊及該作者均無此文
【例】莊少明.社會化進程中的中國高校后勤[J].高校后勤研究，2005 ( 4)。
(來源：《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P48)
期刊《高校后勤研究》2005(4)中無此文，作者“莊少明”也無此文。
3 分析與思考
調查結果顯然是怵目驚心的——社科類學術期刊中的佼佼者，其中文期刊類引文的著錄錯誤率竟然高達25.6%。
如果考慮到外文類引文或其他類中文引文(書籍、報紙等)相對中文期刊類引文更難查證與核驗的話，全部的引文著錄錯誤率只會更高。
那么，到底該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源自何因?責任在誰?影響有多大?筆者略述淺見。
3.1 期刊之憂——編輯的有限責任
3.2 學術之憂：作者浮躁的科研作風
引文著錄錯誤的產生，追根溯源還是作者的問題，是作者浮躁的科研作風造成的。
這種浮躁的科研作風和當前轉型期的社會環(huán)境有關，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量化考核制度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和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素養(yǎng)、學術品德有關。
當前浮躁的科研作風主要源自于以下幾種心態(tài)。
一是急功近利。
學術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苦，十年磨一劍很平常，而現在很多科研工作者恨不得一年磨十劍，因此大量引用二手資料，無暇顧及查對原文，以至于以訛傳訛而不自知。
二是粗疏大意。
對待學術研究缺乏嚴謹的工作態(tài)度和工作作風，丟三落四，敷衍了事。
譬如調查中發(fā)現的“共同作者缺失”“副標題缺失”“將出版月份當刊期”等錯誤就是如此。
三是蒙混過關。
這類人本身并不做學問，但又需要科研成果來裝門臉，因此不惜抄襲拼湊，胡編亂造，以至于張冠李戴，貽笑大方。
以上調查中，《東南學術》雜志中一篇關于“港口與經濟發(fā)展”的文章，不但引文未在文中一一標注，而且19篇中文期刊類引文著錄中就有10條在作者、題名、刊名、刊期等處存有錯誤，錯誤率超過50%，實在是愧對作者的身份(其第一作者為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為博士生導師)。
引文著錄對科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與意義，既能增強文章的說服力、可信性，又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與傳承，同時還能為讀者的查詢及后人的研究提供線索與幫助。
一個嚴謹的學者不但文中字句要反復斟酌，引文、注釋更要經得住多方考證。
在如此高水平的期刊上，而且絕大部分作者都是博士或有高級職稱，作為學術科研界的中堅力量，文章中出現這么大量的引文著錄錯誤，只能說明當前浮躁的科研作風已經相當普遍。
而且，這種浮躁的科研作風不但沒受打擊，反而很有市場，因為這些人更善于學術之外的功夫，譬如通過公關，能輕松地拿到課題;有了課題就有了經費，有了經費就可以多交版面費，差文章照樣可以發(fā)表在核心期刊、來源期刊上，從而順利結題，繼續(xù)拿新的課題。
“在科研項目課題制下，獻身于真學術的學者很難得到鼓勵，學術研究中劣幣驅逐良幣的尷尬局面在所難免”[4]。
早在2002年，教育部就曾發(fā)文《教育部關于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然而學術失范現象屢禁不止，2009年教育部又不得不再次發(fā)文《教育部關于嚴肅處理高等學校學術不端行為的通知》，力求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學風建設，懲治學術不端行為。
學風文風，反映著一代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關乎國家、民族的文化發(fā)展和科技創(chuàng)新，如此狀況，著實堪憂。
3.3 評價之憂：“引文數據”的不能承受之重 當今是個盛行量化考核的時代。
量化考核最大的好處是“簡便易行”，因此深受管理部門青睞。
當科研管理部門用“是否發(fā)表在核心期刊或來源期刊上”來決定你的科研津貼的發(fā)放，或是決定你是否有資格申報高一級的職稱時，“核心期刊”和“來源期刊”便成了學者們追捧的對象，也成了學術期刊生存與發(fā)展的指揮棒。
“核心期刊”“來源期刊”遴選的關鍵指標是“影響因子”，而決定“影響因子”的便是“引文”。
從引文到影響因子，到核心期刊、來源期刊，再到科研津貼、課題申報、職稱評定，一個建立在“引文”基礎之上的金字塔就此告成，“引文數據”承受著不能承受之重。
“引文”在得到空前重視的同時，也在遭受巨大的壓力，原本的作用逐漸被扭曲。
一些學術期刊為了提高期刊的被引率，不是想著提高文章的學術水平，而是在數據上大做文章。
一種辦法是通過作者或刊物，直接增加引文數量。
開始時做“自引”——在自己的期刊上引用自己的文章(有時是不經作者同意強行加入);當“自引”太多被評價機構排除后，又開始“互引”——和別的期刊編輯部互相引用;后來又發(fā)明了“機構引”——號召、動員本單位的職工在外發(fā)表文章時引用該刊;或是對在該刊刊發(fā)文章的作者提出條件，要求在別處某類期刊上發(fā)表文章時引用該刊。
另一種辦法是通過調整刊物的刊發(fā)內容，提高引文數據。
譬如，增加引用概率高的政治、管理等學科的論文數量，減少引用概率低的語言、歷史等學科的論文數量等。
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只是這些對“引文”的人為干預，已經嚴重損害了“引文評價”的客觀性、科學性，加劇了學科發(fā)展之間的不平衡。
塔基已壞，塔樓還能堅持多久?如果仍然奉“引文評價”為學術期刊評價的圭臬，必然損害評價本身的公信力，學術評價公信力的喪失必然導致整個學術風氣的敗壞，學術風氣的敗壞又會反過來影響引文的規(guī)范性與準確性，如此惡性循環(huán)，必然貽害無窮。
“目前中國人文社科學者的引文行為和動機多種多樣，不能高估引文評價的作用，只有與學者評價相結合，才能達到最佳評價效果”[5]。
只有讓“引文評價”回到它原本的位置，重新確立以學者為中心的學術生產、傳播與評價機制，才能最終構建一個良好的學術生態(tài)系統(tǒng)。
注 釋
[1]朱劍.量化指標：學術期刊不能承受之輕——評《全國報紙期刊出版質量綜合評估指標體系(試行)》[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1)：2-19
[2]李士金.從引文錯誤看“編輯”責任的失落[J].編輯學刊，2007(3)：63-66
[3]張燕.學術期刊青年編輯的心理特點和成長路徑[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137-140
[4]周懷峰.科研項目課題制、學術風氣和學術精神[J].學術界，2012(7)：154-161
[5]葉繼元.學者評價期刊與引文評價期刊異同之思考：以史學學術期刊評價為例[J].中國圖書館學報，2008(4)：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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