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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通貨膨脹理論的經濟學分析論文
一、引言
貨幣政策具有長期中性和短期非中性的特點。因此,在長期內價格穩(wěn)定是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而在短期內貨幣政策必須兼顧價格穩(wěn)定和產出穩(wěn)定兩大目標。可見,不管是在長期還是短期,價格穩(wěn)定都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目標。因此,準確地度量通貨膨脹是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的重要先決條件。然而,關于如何度量通貨膨脹,目前存在標題通貨膨脹(headline inflation)和核心通貨膨脹(core inflation)兩種不同的度量方法。標題通貨膨脹度量居民生活成本的變化,包括居民消費的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并根據支出比例進行加權平均,以常用的消費價格指數(shù)(CPI)為代表。很多學者認為,度量生活成本變化的標題通貨膨脹不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目標。核心通貨膨脹的概念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提出的,并在此后的貨幣政策討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對于如何度量核心通貨膨脹,始終缺乏統(tǒng)一的認識。而且,在核心通貨膨脹被提出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雖然核心通貨膨脹在貨幣政策的討論中被頻繁使用,但是卻很少出現(xiàn)在主流學術出版物中。直到最近十幾年,才出現(xiàn)一種新的趨勢——在更加堅實的統(tǒng)計基礎或理論基礎上度量核心通貨膨脹,核心通貨膨脹再次得到經濟學界的關注。本文將從定義、度量、評價和應用等角度對核心通貨膨脹理論進行一個系統(tǒng)的綜述。
二、定義
核心通貨膨脹的概念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提出的。當時石油出口國大幅度提高原油價格,導致發(fā)達的工業(yè)化國家發(fā)生了嚴重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而抑制通貨膨脹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又導致經濟的停滯。當時的學者經過反思后認為,在監(jiān)測通貨膨脹和制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將CPI分解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由總供給與總需求決定的趨勢性成分,被稱為核心通貨膨脹;另一部分是由食品價格或能源價格波動所決定的暫時性成分,被稱為非核心通貨膨脹或暫時性通貨膨脹。個別商品價格的暫時性上漲只會引起CPI的暫時性上升,當這種暫時性上漲結束后,CPI將會回落。因此,CPI的暫時性波動不應該影響中央銀行的決策,中央銀行應該根據CPI的趨勢性成分即核心通貨膨脹制定貨幣政策。
此外,一些理論研究也表明,度量生活成本變化的CPI不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目標。Bryan and Pike(1991)指出,因為各類商品的價格中包含的通貨膨脹信息不一定與其在消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相關,所以在度量通貨膨脹時根據支出比例加權平均是存在問題的,會導致權重偏差。Bryan and Cecchetti(1993)和Cecchetti(1997)指出,各類商品的價格中包含有與貨幣政策無關的暫時性噪聲,比如自然災害和天氣原因導致的食品價格上漲、OPEC(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減產導致的石油價格上漲、不同種類商品的非同步價格調整等。因為這些暫時性噪聲導致的價格變化與貨幣政策無關,所以應該在度量通貨膨脹時剔除掉。Mankiw and Reis(2003)建立了一個以穩(wěn)定產出和穩(wěn)定物價為目標的貨幣政策評價模型,發(fā)現(xiàn)將CPI作為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目標會導致產出劇烈波動。
動蕩的20世紀70年代促使了一個沿用至今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的誕生,這就是在標題通貨膨脹中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方法,而且這種度量方法一度成為核心通貨膨脹的代名詞。此后,雖然出現(xiàn)了許多不同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方法,但是關于核心通貨膨脹應該如何定義,即核心通貨膨脹應該度量什么,始終缺乏統(tǒng)一認識。各種不同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方法都傾向于定義一種特定的方法來計算核心通貨膨脹,而不是定義核心通貨膨脹應該度量什么。Dolmas and Wynne(2008)引用了埃奇沃思(Edgeworth,1919)的一段話來反映核心通貨膨脹理論研究存在的缺陷:“在開始回答問題之前,必須發(fā)現(xiàn)問題的真正涵義”。
文獻檢索的結果顯示,Eckstein(1981)最早提出核心通貨膨脹的正式定義。Eckstein將核心通貨膨脹定義為“總供給價格的趨勢性增長”,即“穩(wěn)態(tài)的通貨膨脹”。Parkin(1984)指出,Eckstein(1981)定義的核心通貨膨脹其實就是單位勞動成本的穩(wěn)態(tài)增長率。可見,這與對核心通貨膨脹的現(xiàn)實需求并不吻合。本文綜合Roger(1998)和Wynne(2008)對核心通貨膨脹定義的回顧和總結,將核心通貨膨脹的定義歸納為如下三種。
(一)“持續(xù)性通貨膨脹”定義
弗里德曼(Friedman,1963)將通貨膨脹定義為一般價格水平的持續(xù)上升,并特別強調要區(qū)分價格水平的持續(xù)性上升和暫時性上升。貨幣政策要經過一個較長且不確定的時滯期才能發(fā)揮作用。如果貨幣政策對價格水平的暫時性上升作出反應,則當貨幣政策發(fā)揮作用時,價格水平的暫時性上升可能已經結束。從而,貨幣政策不僅不能熨平經濟的波動,反而成為經濟波動的原因。因此,貨幣政策不應該關注通貨膨脹的暫時性部分,只應該關注其持續(xù)性部分即核心通貨膨脹。由于只有寬松的貨幣政策才能造成價格水平的持續(xù)上升,所以才有了弗里德曼的著名論斷“無論何時何地,通貨膨脹都是一種貨幣現(xiàn)象”。弗里德曼對持續(xù)性通貨膨脹的定義與度量核心通貨膨脹的初衷是一致的,都是要剔除標題通貨膨脹中由暫時性沖擊導致的暫時性價格變化,因此可以將核心通貨膨脹定義為標題通貨膨脹的持續(xù)性部分。這個定義也為貨幣政策應該盯住核心通貨膨脹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支持。
(二)“普遍性通貨膨脹”定義
奧肯(Okun,1970)和弗萊明(Flemming,1976)將通貨膨脹定義為商品價格的普遍性上漲。貨幣政策是一種總量調節(jié)政策,并不具備結構調節(jié)功能。因此,一些部門特有沖擊導致的價格變化,比如OPEC減產導致的石油價格上漲、自然災害和天氣原因導致的農產品價格上漲,不應該影響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否則,雖然緊縮的貨幣政策能夠抑制石油價格和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但是也會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當然,如果這些部門特有沖擊傳導到整個經濟并且導致商品價格的普遍性上漲,則貨幣當局必須予以重視。因此,可以將核心通貨膨脹定義為所有商品價格變化的共同趨勢,在度量核心通貨膨脹時應該剔除由部門特有沖擊導致的某些商品特有的價格變化,即異質性相對價格變化(idiosyncratic relative price movements)。這種定義與最初度量核心通貨膨脹時剔除食品和能源等價格波動劇烈的商品的思路是一致的。根據核心通貨膨脹的“普遍性通貨膨脹”定義,可以將各類商品的價格變化分解為:
侯成琪等(2011)認為,式(2)假設核心通貨膨脹對所有商品的價格變化具有相同的影響,這是有悖經濟直覺的。至少從價格粘性的角度來說,不同類型商品的價格粘性程度是不同的,價格粘性越弱,則商品價格對核心通貨膨脹的反應就越快。他們在多部門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的基礎上,根據核心通貨膨脹的“普遍性通貨膨脹”定義給出了核心通貨膨脹的表達式,并提出了如下的商品價格分解公式:
(三)“福利損失”定義
Wynne(2008)認為,貨幣當局反對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對于整個社會而言通貨膨脹是有成本的,因為通貨膨脹會擾亂經濟活動的協(xié)調一致并妨礙法定貨幣在市場交易中的使用。因此,貨幣政策應該反對會給整個社會帶來福利損失的通貨膨脹,而不是反對導致居民生活成本變化的通貨膨脹。按照Wynne(2008)的分析,核心通貨膨脹可以被定義為帶來福利損失的那部分通貨膨脹。Siviero and Veronese(2011)、Eusepi et al.(2011)和Hou and Gong(2011a)認為,盡管直觀看來核心通貨膨脹的“持續(xù)性通貨膨脹”定義和“普遍性通貨膨脹”定義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其能否應用于貨幣政策決策過程卻備受爭議。首先,這些核心通貨膨脹度量完全建立在統(tǒng)計標準之上,缺乏堅實的經濟理論基礎;其次,對于如何評價這些核心通貨膨脹度量在貨幣政策決策中的應用價值,缺乏統(tǒng)一的認識和檢驗標準(詳見本文第四部分)。既然度量核心通貨膨脹的目的是為了制定更好的貨幣政策,而目前評價貨幣政策的標準是Rotemberg and Woodford(1997,1999)和Woodford(2003)倡導的福利準則——假設中央銀行的目標是使代表性家庭的終身效用最大化并通過將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數(shù)在穩(wěn)態(tài)附近的二階泰勒近似來計算福利損失,所以最優(yōu)的通貨膨脹度量方法應該能夠使福利損失最小化。因此,核心通貨膨脹就是能夠使福利損失最小化或者說能夠使名義摩擦導致的扭曲最小化的通貨膨脹度量方法。
但是,要根據這個定義提出度量核心通貨膨脹的方法,必須將經典的單部門貨幣理論模型推廣到多部門情形,因為在單部門貨幣理論模型中所有的通貨膨脹都會帶來福利損失。比如,Rotemberg and Woodford(1997,1999)和Woodford(2003)證明的單部門新凱恩斯模型的福利損失函數(shù)如下:
三、度量
(一)基于“持續(xù)性通貨膨脹”定義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
一元平滑方法主要包括Cecchetti(1997)的移動平均方法和Cogley(2002)的指數(shù)平滑方法。其中,Cogley(2002)根據Sargent(1999)的簡單學習模型得到了計算核心通貨膨脹的指數(shù)平滑公式:
模型得到。這類方法雖然方便計算,但是實時性差,主要依賴歷史信息。
得到與VAR模型對應的VMA模型并計算核心通貨膨脹。我國的一些學者也采用這種方法估計了中國的核心通貨膨脹,比如:簡澤(2005)將核心通貨膨脹定義為“從RPI或CPI觀察到的一般價格水平變化中由貨幣沖擊導致的成分”,并通過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來測量中國1954-2002年的核心通貨膨脹;趙昕東(2008)擴展了Quah and Vahey(1995)的兩變量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建立了包括消費價格指數(shù)、食品價格指數(shù)與產出的三變量SVAR模型,并通過對變量施加基于經濟理論的長期約束估計了1986-2007年中國的核心通貨膨脹。
Quah and Vahey(1995)的缺陷在于,①假設真實產出和通貨膨脹是不存在協(xié)整關系的單整序列,所以模型建立在真實產出和通貨膨脹的一階差分向量基礎上,度量的是核心通貨膨脹的變化而不是核心通貨膨脹本身。而且,這種處理方法意味著貨幣政策是超級中性的。雖然貨幣政策的長期中性已經被廣泛證實和認可,但是否超級中性還備受爭議。②將真實產出和通貨膨脹受到的隨機沖擊劃分為正交的核心通貨膨脹沖擊和非核心通貨膨脹沖擊,而現(xiàn)實經濟中的沖擊種類很多,這種假設實際上是將所有的非核心通貨膨脹沖擊同等對待。③由于根據有限的樣本數(shù)據永遠無法得到無窮階的VAR模型和VMA模型,如何根據有限的樣本數(shù)據進行無窮階的長期約束檢驗,即檢驗,成為一個統(tǒng)計難題。Blix(1995)解決了前兩個問題,而Faust and Leeper(1997)和Cooley and Dwyer(1998)解決了第三個問題。
濾波方法可以剔除一個時間序列中的噪聲,因此常用的濾波方法,包括HP濾波(Hodrick-Prescott fliter)、帶通濾波(band pass filter)和卡爾曼濾波(Kalman filter),都可以用來過濾標題通貨膨脹中的暫時性價格波動。由于小波方法(wavelet methods)能夠處理時間序列數(shù)據的非平穩(wěn)、不連續(xù)跳躍和結構變化等傳統(tǒng)方法很難處理的問題,所以也被用來估計核心通貨膨脹。Anderson et al.(2007)、Down et al.(2010)和Baqaee(2010)采用小波方法估計了美國和新西蘭的核心通貨膨脹。
(二)基于“普遍性通貨膨脹”定義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
根據核心通貨膨脹的“普遍性通貨膨脹”定義,各類商品的價格變化可以分解為核心通貨膨脹和異質性相對價格之和。根據這種分解方法,衍生出三類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方法,本文將之稱為基于波動性的計算方法(methods based on volatility)、基于持續(xù)性的計算方法(methods based on persistence)和基于動態(tài)因子的計算方法(methods based on dynamic factor)。
1.基于波動性的計算方法
剔除法是剔除價格易受非經濟因素影響且波動劇烈的商品(相當于權重等于0),根據剩余的各類商品的價格通過支出比例加權來計算核心通貨膨脹。剔除法是最常用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方法,而剔除的對象通常包括食品價格、能源價格、間接稅和利息支出。
如果α=50%,則得到加權中位數(shù)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利用截尾平均法計算核心通貨膨脹與α的選取密切相關,Tahir(2003)提出了確定α大小的均方根誤差準則(root mean squared error,RMSE),按照均方根誤差最小的原則選擇α,即
當然,除了方差以外,還可以用其他的指標,比如標準差和絕對離差,度量各類商品價格變化的波動性。與剔除法、加權中位數(shù)法和截尾平均法相比,波動性加權法不需要剔除某些商品的價格,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各類商品價格中包含的通貨膨脹信息。但是,采用不同的波動性指標,得到的核心通貨膨脹權重有時差異很大。而且,各類商品價格變化的波動性是隨時間變化的,所以需要不斷根據新的樣本數(shù)據重新修正權重。其實,基于波動性的計算方法都面臨權重修正問題。
基于波動性的計算方法是最常用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方法,尤其是剔除法、加權中位數(shù)法和截尾平均法這三種方法。范躍進和馮維江(2005)基于剔除法、加權中位數(shù)法和截尾平均法計算了1995-2004年中國核心通貨膨脹,并在此基礎上討論了中國核心通貨膨脹與宏觀經濟狀況的關系。但是,這類方法最大的問題在于,僅僅根據各類商品價格的波動性計算核心通貨膨脹,價格波動性較大的商品將被剔除,完全沒有考慮各類商品在居民消費支出中的重要程度。比如,食品在我國CPI中占有1/3左右的權重,即使食品價格的波動性很強,但是將食品價格在核心通貨膨脹度量中剔除也是不合適的。Anderson et al.(2007)提出了一個改進的波動性加權法,各類商品的價格變化在核心通貨膨脹中的權重不僅取決于價格變化的波動性,還取決于支出權重的大小,計算公式如下:
重新標度使其和等于1,即可得到各類商品在核心通貨膨脹中的權重。
但是,由于缺乏選取預測期的標準,現(xiàn)有的研究不是按照預測未來通貨膨脹的能力給各類商品的價格變化賦權,而是根據各類商品價格變化的持續(xù)性給各類商品賦權。Cutler(2001)和Bilke and Stracca(2007)假設各類商品價格變化服從如下的自回歸模型:
Gadzinski and Fabrice(2004)還提出了一個根據半衰期方法(half-life indicator)計算持續(xù)性系數(shù)的方法,所謂半衰期是指暫時性沖擊影響超出其最初影響一半的時期數(shù)。范志勇和張鵬龍(2010)采用Gadzinski and Fabrice(2004)的方法,構建了中國基于價格上漲慣性權重的核心通貨膨脹指標。
3.基于動態(tài)因子的計算方法
式(2)假設各類商品的價格變化中存在一個共同的動態(tài)因子,即核心通貨膨脹。基于動態(tài)因子的計算方法采用統(tǒng)計方法,通過從各類商品的價格變化中提取共同的動態(tài)因子來估計核心通貨膨脹。常用的方法有三種:一種方法是將估計核心通貨膨脹的計量經濟模型表示成狀態(tài)-空間模型(state space model)的形式并用卡爾曼濾波估計不可觀測的核心通貨膨脹;一種方法是利用Forni et al.(2000,2005)提出的廣義動態(tài)因子模型(generalized dynamic factor model)來估計核心通貨膨脹;一種方法是采用協(xié)整-誤差修正模型的調節(jié)系數(shù)矩陣正交分解技術來估計協(xié)整向量系統(tǒng)的共同因子即核心通貨膨脹。
(1)狀態(tài)-空間模型
侯成琪等(2011)認為,式(2)所示的分解方式有悖經濟直覺,提出了式(3)所示的分解公式。在這個分解公式中,核心通貨膨脹的系數(shù)不再是常數(shù)1,而是一個需要估計的參數(shù)。核心通貨膨脹及其系數(shù)都需要估計,這會造成不可識別問題。他們提出了一個兩階段估計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第一階段根據核心通貨膨脹的代理變量估計式(3)中核心通貨膨脹的系數(shù),并采用Wooldridge(2001)提出的多指示器方法(multiple indicator solution)和廣義矩估計(GMM)來解決代理變量的測量誤差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第二階段將估計核心通貨膨脹的計量經濟模型表示成狀態(tài)-空間模型的形式,代入第一階段得到的核心通貨膨脹系數(shù)的一致估計值,通過卡爾曼濾波估計不可觀測的核心通貨膨脹。他們采用這種方法估計了中國的核心通貨膨脹,得到了有效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Hou and Gong(2011b)進一步在式(3)中引入通貨膨脹的慣性作用,估計了美國的核心通貨膨脹。
(2)廣義動態(tài)因子模型
Forni et al.(2000,2005)提出的廣義動態(tài)因子模型的基本結構與式(2)非常相似,從而被Cristadoro et al.(2005)和Reis and Watson(2010)用來估計核心通貨膨脹。為了用廣義動態(tài)因子模型估計核心通貨膨脹,首先需要將式(16)中的動態(tài)因子即核心通貨膨脹進行進一步的分解:
Bagliano and Morana(2003a,2003b)、王少平和譚本艷(2009)分別用這種方法估計了美國、英國和中國的核心通貨膨脹。但是,這種基于協(xié)整-誤差修正模型估計核心通貨膨脹的方法僅適用于各種商品的價格變化是1階單整序列且存在協(xié)整關系的情形。一般情況下,同比通貨膨脹序列是非平穩(wěn)的,而環(huán)比通貨膨脹序列是平穩(wěn)的,因此這種方法僅可以分析同比通貨膨脹序列。此外,如果k=J-r>1,則協(xié)整向量系統(tǒng)存在多個共同因子,無法識別核心通貨膨脹。
(三)基于“福利損失”定義的核心通貨膨脹
Sivieroand Veronese(2011)假設貨幣政策的目標是福利損失最小化,其中福利損失函數(shù)取如下的形式:
再通過重新標度得到四個部門在核心通貨膨脹中的權重。Siviero and Veronese(2011)發(fā)現(xiàn),雖然四個部門在基于福利損失定義度量的核心通貨膨脹中的權重會隨著參數(shù)取值的變化而變化,但是食品和能源的權重始終很;而且,與盯住基于福利損失定義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相比,貨幣政策盯住CPI、盯住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和盯住采用波動性加權法計算的核心CPI都會使福利損失顯著上升。然而,Siviero and Veronese(2011)的模型完全是先驗性的,沒有建立在廠商、家庭和中央銀行的優(yōu)化行為的基礎上。
Eusepi et al.(2011)采用了與Siviero and Veronese(2011)相同的思路:通過最小化福利損失來求解各部門通貨膨脹在核心通貨膨脹中的最優(yōu)權重。Eusepi et al.(2011)建立了一個多部門新凱恩斯模型來描述各部門在價格粘性和勞動收入份額等方面的異質性以及廠商、家庭和中央銀行的最優(yōu)決策。他們發(fā)現(xiàn),貨幣政策盯住基于福利損失最小化計算的核心通貨膨脹時的福利損失要顯著小于盯住標題通貨膨脹和盯住剔除食品與能源的核心通貨膨脹時的福利損失;而且,決定各部門在核心通貨膨脹中權重大小的關鍵因素是各部門商品的價格粘性,價格粘性越大則該部門在核心通貨膨脹中的權重越大。這與Aoki(2001)和Benigno(2004)的結論是一致的,即因為價格粘性越大則名義摩擦導致的扭曲也越大,所以貨幣政策應該更加關注價格粘性較強的部門。
Hou and Gong(2011a)建立了一個存在多個異質性生產部門的新凱恩斯模型,證明了多部門情形下的福利損失函數(shù):
四、評價
根據第三部分可知,目前存在大量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方法。那么,貨幣當局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應該如何在這些不同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中進行選擇呢?不幸的是,對于如何評價核心通貨膨脹度量,同樣存在許多不同的評價標準。這些標準可以大致分為定性標準、統(tǒng)計標準和福利標準。其中,基于“持續(xù)性通貨膨脹”定義和“普遍學術參考網www.dylw.net性通貨膨脹”定義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都采用統(tǒng)計方法來估計,通常也采用統(tǒng)計標準來評價;而基于福利損失定義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則采用福利標準來評價。所謂福利標準是指根據福利損失的大小評價核心通貨膨脹度量的優(yōu)劣,貨幣政策盯住某個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時名義摩擦導致的福利損失越小,則該核心通貨膨脹度量越有效。下面主要介紹定性標準和統(tǒng)計標準。
(一)定性標準
Roger(1998)和Wynne(1999)最早提出了核心通貨膨脹應該滿足的幾個定性標準,主要包括:
(1)及時的(timely)或者實時的(real-time),要求核心通貨膨脹指標應該能夠根據最新的價格調查數(shù)據及時計算和更新,這樣貨幣當局才能根據最新的經濟動態(tài)制定貨幣政策。根據平滑方法計算的核心通貨膨脹不能滿足這個性質,比如,中心化的移動平均無法實時計算,而非中心化的移動平均和指數(shù)平滑則過度依賴歷史信息。
(2)可信的(credible),要求核心通貨膨脹指標能夠被公眾信賴。只有貨幣當局采用的通貨膨脹指標是可信的,貨幣政策才可能是可信的?尚判砸蠛诵耐ㄘ浥蛎浿笜四軌虮回泿女斁趾徒y(tǒng)計部門之外的外部機構重新計算和驗證。如果一個核心通貨膨脹指標不能被外部機構驗證,則其可信度將顯著降低。
(3)可理解的(understandable),要求核心通貨膨脹指標的計算方法易于被公眾理解。雖然要求度量方法的計算細節(jié)能夠被廣泛理解可能不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CPI的具體計算方法,缺乏專業(yè)背景的公眾也可能無法理解),但是至少其計算方法可以用一種非技術性的語言來描述,能夠明確解釋核心通貨膨脹和標題通貨膨脹之間的差異。
(4)穩(wěn)健的(robust),要求核心通貨膨脹指標不會面臨重大修正。隨著數(shù)據的不斷完善,或者是計算方法和分類標準發(fā)生了變化,需要對統(tǒng)計指標的歷史數(shù)據進行修正,這是統(tǒng)計領域的國際慣例。核心通貨膨脹指標的穩(wěn)健性,重點強調核心通貨膨脹指標的計算結果不會隨著樣本區(qū)間的變化而發(fā)生顯著的變化。
(二)統(tǒng)計標準
統(tǒng)計標準是核心通貨膨脹評價中最常用的標準,目前也存在許多不同的統(tǒng)計標準。
1.基本統(tǒng)計性質
Clark(2001)認為,因為核心通貨膨脹主要剔除了標題通貨膨脹中由暫時性或部門特有沖擊導致的價格變化,所以核心通貨膨脹應該具有與標題通貨膨脹相同的長期均值,同時應該具有比標題通貨膨脹更小的波動性。Marquesa et al.(2003)認為,由于這些沖擊導致的價格變化不應該對標題通貨膨脹具有系統(tǒng)性的影響,所以標題通貨膨脹和核心通貨
2.追蹤通貨膨脹趨勢
Bryan et al.(1997),Cecchetti(1997)和Clark(2001)認為,既然核心通貨膨脹要剔除標題通貨膨脹中的暫時性波動,度量通貨膨脹的長期趨勢,那么就應該根據核心通貨膨脹追蹤通貨膨脹趨勢(tracking trend inflation)的能力進行評價。Rich and Steindel(2007)認為,可以用兩種方法評價核心通貨膨脹追蹤通貨膨脹趨勢的能力。第一種方法認為,核心通貨膨脹既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標題通貨膨脹,因此應該與標題通貨膨脹具有相同的長期均值。這是易于理解并且容易檢驗的。第二種方法認為,核心通貨膨脹應該能夠很好地描述趨勢性通貨膨脹的變化。要實施第二種檢驗方法,必須先完成兩個工作。①要構造一個能夠反映通貨膨脹趨勢的序列,記為π[trend][,t]。Bryan et al.(1997),Cecchetti(1997)和Clark(2001)都對標題通貨膨脹序列進行高階中心化移動平均來計算趨勢性通貨膨脹,而Rich and Steindel(2007)則采用了帶通濾波來度量趨勢性通貨膨脹。②要選擇一個度量核心通貨膨脹與通貨膨脹趨勢之間差異的標準,常用的標準包括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d error,RMSE)和絕對離差(mean absolute deviation,MAD):
很顯然,如果能夠追蹤通貨膨脹的趨勢,則能夠提高核心通貨膨脹指導貨幣政策操作的能力。但是,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選取趨勢性通貨膨脹序列。如果已經有一個能夠反映通貨膨脹趨勢的序列,則依據該序列制定貨幣政策即可,不再需要計算核心通貨膨脹。如果沒有能夠反映通貨膨脹趨勢的序列,則如何構造或者選擇能夠反映通貨膨脹趨勢的序列又成為一個新的問題。
3.預測標題通貨膨脹
Bryan and Cecchetti(1993)、Lafleche(1997)、Clark(2001)、Cogley(2002)和Smith(2004)等認為,貨幣政策存在滯后效應,因此,如果核心通貨膨脹能夠預測未來的標題通貨膨脹(forecasting headline inflation),則貨幣政策盯住學術參考網www.dylw.net核心通貨膨脹顯然要優(yōu)于盯住標題通貨膨脹。然而,對于如何檢驗核心通貨膨脹預測標題通貨膨脹的能力,存在很多爭議。Bryan and Cecchetti(1993)采用如下的回歸方程直接檢驗核心通貨膨脹對標題通貨膨脹的預測能力:
除了上述這幾篇文獻之外,還有許多文獻也非常強調核心通貨膨脹預測標題通貨膨脹的能力,比如Song(2005)、Stavrev(2010)和Tierney(2011)。然而,Marquesa et al.(2003)認為,不應該根據對標題通貨膨脹的預測能力來評價核心通貨膨脹。為了能夠很好地預測未來的標題通貨膨脹,核心通貨膨脹必須能夠描述標題通貨膨脹中的短期波動。但是,度量核心通貨膨脹正是要剔除標題通貨膨脹中的暫時性波動,因此預測標題通貨膨脹正是我們不希望核心通貨膨脹具備的特征。Wynne(2008)認為,如果度量核心通貨膨脹是為了預測標題通貨膨脹,為什么不采用信息更多、效果更好的多元預測方法呢Marquesa et al.(2003)建議用如下的因果關系檢驗代替預測能力檢驗。
4.因果關系檢驗(causality test)
因果關系要求核心通貨膨脹是標題通貨膨脹的格蘭杰原因(Granger-Cause),即在預測當前的標題通貨膨脹時,過去的核心通貨膨脹具有過去的標題通貨膨脹不具備的有用信息。但是,反之則不成立,即標題通貨膨脹不應該是核心通貨膨脹的格蘭杰原因。當標題通貨膨脹和核心通貨膨脹都是1階單整序列時,可以采用Marquesa et al.(2003)提出的如下檢驗方法:
(三)檢驗結果
很多學者采用不同的檢驗方法和不同國家的數(shù)據對各種核心通貨膨脹度量進行了統(tǒng)計檢驗,但是檢驗結果并不一致。
Bihan and Sedillot(2000,2002)根據法國的CPI數(shù)據對采用基于波動性的計算方法、基于動態(tài)因子的計算方法和SVAR方法計算的5種核心通貨膨脹度量進行了預測標題通貨膨脹能力的檢驗,發(fā)現(xiàn)雖然在樣本期內核心通貨膨脹是標題通貨膨脹的Granger原因,但是樣本外的預測結果很不理想。相對而言,截尾平均法略勝一籌。
Marquesa et al.(2003)根據美國的CPI數(shù)據對采用剔除能源和食品、截尾平均法和加權中位數(shù)法計算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進行了基本統(tǒng)計性質檢驗和因果關系檢驗,發(fā)現(xiàn)采用截尾平均法和加權中位數(shù)法可以得到有效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而剔除能源和食品不能得到有效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Marquesa et al.(2003)采用Marquesa et al.(2002)提出的方法對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六國采用剔除法計算的核心通貨膨脹進行了有效性檢驗,同樣發(fā)現(xiàn)采用剔除法無法得到有效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
Dixon and Lim(2004)根據澳大利亞的CPI數(shù)據對采用基于波動性的計算方法和基于動態(tài)因子的計算方法計算的5種核心通貨膨脹進行了基本統(tǒng)計性質檢驗和因果關系檢驗,發(fā)現(xiàn)只有基于動態(tài)因子方法計算的核心通貨膨脹(采用卡爾曼濾波)能夠通過這些檢驗。
Rich and Steindel(2007)根據美國的CPI和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shù))數(shù)據對采用剔除法、加權中位數(shù)法和指數(shù)平滑法計算的核心通貨膨脹進行了追蹤通貨膨脹趨勢的能力和預測標題通貨膨脹的能力兩方面的比較,發(fā)現(xiàn)采用不同的標題通貨膨脹、不同的樣本區(qū)間和不同的評價標準會得到不同的結論,不能找到一種最好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
Bermingham(2010)根據美國的PCE數(shù)據對采用單變量濾波和平滑方法、基于波動性的計算方法、基于持續(xù)性的計算方法、基于動態(tài)因子的計算方法和SVAR方法計算的10種不同的核心通貨膨脹進行了追蹤通貨膨脹趨勢的能力和預測標題通貨膨脹的能力兩方面的比較,發(fā)現(xiàn)很難找到更加有效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而且,這些核心通貨膨脹度量追蹤通貨膨脹趨勢的能力和預測標題通貨膨脹的能力居然無法超越簡單的基準序列。
Down et al.(2010)根據美國的CPI數(shù)據對采用基于波動性的計算方法、單變量平滑方法和小波方法計算的核心通貨膨脹進行了基本統(tǒng)計性質檢驗以及追蹤通貨膨脹趨勢能力和預測標題通貨膨脹能力的比較,發(fā)現(xiàn)根據小波方法計算的核心通貨膨脹表現(xiàn)最好。
上述這些研究表明,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標題通貨膨脹、不同的樣本區(qū)間和不同的評價標準會得到不同的結論。至于無法得到一致檢驗結論的原因,Rich and Steindel(2007)認為,暫時性價格變化的特點和原因千變萬化,一種特定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方法顯然無法有效地剔除所有的暫時性價格波動。Silver(2007)認為,應該使用多個核心通貨膨脹作為操作目標。如果不同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給出了類似的結果,則貨幣當局可以根據這些度量作出令人信服的決策。如果結論不一致,則需要根據這些核心通貨膨脹構造方法的差異來分析通貨膨脹過程。此外,適用于一個國家的核心通貨膨脹評價標準,可能對另一個國家是不適用的;適用于一個國家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也可能對另一個國家是不適用的。因此,核心通貨膨脹的計算和評價要基于具體國家的數(shù)據。
五、應用
在核心通貨膨脹領域,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是,核心通貨膨脹是否比標題通貨膨脹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目標。其實,本文歸納的三種核心通貨膨脹定義已經回答了“為什么貨幣政策應該盯住核心通貨膨脹”這一問題:因為貨幣政策要經過一個較長且不確定的時滯期才能發(fā)揮作用,所以貨幣政策應該盯住持續(xù)性通貨膨脹;因為貨幣政策是一種總量調節(jié)政策,不具備結構調節(jié)功能,所以貨幣政策應該盯住普遍性通貨膨脹;因為名義摩擦會帶來扭曲,所以貨幣政策應該盯住能夠使福利損失最小化的通貨膨脹度量,F(xiàn)有的研究也多從以上三個角度對為什么貨幣政策應該盯住核心通貨膨脹進行定性分析,但是定量研究還很少。直到最近幾年才有一些學者利用多部門新凱恩斯模型對核心通貨膨脹領域的這個關鍵問題進行深入的定量分析。
Dhawan and Jeske(2007)在新凱恩斯模型中引入能源部門,并假設能源既進入家庭的最終消費又進入廠商的生產函數(shù),研究貨幣政策應該如何應對能源價格沖擊。沖擊-響應分析表明,與盯住標題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相比,貨幣政策盯住剔除能源價格的核心通貨膨脹能夠減輕能源價格上升導致的產出下降和通脹上升。因此,貨幣政策應該盯住核心通貨膨脹。Mishkin(2007)利用美聯(lián)儲建立和維護的FRB/US模型,在聯(lián)邦基金利率分別盯住PCE和核心PCE(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PCE)這兩種不同的貨幣政策情景下,模擬了石油價格上升對美國經濟的學術參考網www.dylw.net影響,發(fā)現(xiàn)相對于盯住核心PCE的貨幣政策,盯住PCE會導致貨幣政策過度緊縮,聯(lián)邦基金利率大幅上升從而失業(yè)率顯著上升。Bodenstein et al.(2008)建立了一個包含能源部門并存在價格粘性和工資粘性的動態(tài)隨機一般均衡模型,證明了代表性家庭的福利損失函數(shù),發(fā)現(xiàn)完全靈活的能源價格波動不影響福利水平。Bodenstein et al.(2008)比較了盯住標題通貨膨脹和盯住剔除能源價格的核心通貨膨脹兩種不同的前瞻性泰勒規(guī)則,發(fā)現(xiàn)當經濟面臨能源價格沖擊時,采用第二種泰勒規(guī)則可以得到與完全承諾的最優(yōu)貨幣政策非常相近的反應模式,而采用第一種泰勒規(guī)則會嚴重偏離最優(yōu)貨幣政策并導致較大的福利損失。
以上三篇論文建立的都是包含能源部門和消費品部門的兩部門模型,只能夠比較標題通貨膨脹和剔除能源價格得到的核心通貨膨脹。但是,還存在許多不同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方法,剔除法僅僅是其中的一種。要在眾多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和標題通貨膨脹之間進行系統(tǒng)的比較,必須建立更加貼近現(xiàn)實的多部門新凱恩斯模型。Siviero and Veronese(2011)、Eusepi et al.(2011)和Hou and Gong(2011a)都建立了標準的多部門新凱恩斯模型,并采用福利標準對盯住標題通貨膨脹和各種核心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進行了比較,發(fā)現(xiàn)采用基于“福利損失”定義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能夠顯著減小名義摩擦導致的扭曲。Siviero and Veronese(2011)和Hou and Gong(2011a)還發(fā)現(xiàn),盯住基于“福利損失”定義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能夠提高貨幣政策的短期非中性程度。
現(xiàn)有的研究都表明,貨幣政策更應該盯住核心通貨膨脹,這為核心通貨膨脹在貨幣政策決策過程的使用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實際上,自20世紀90年代通貨膨脹目標制出現(xiàn)以來,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越來越重視核心通貨膨脹。美聯(lián)儲主席伯南克在《通貨膨脹目標制:國際經驗》一書中指出,因為核心通貨膨脹度量的是標題通貨膨脹的潛在趨勢而不是暫時性波動,所以核心通貨膨脹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目標;而且,使用核心通貨膨脹有助于中央銀行向公眾解釋并不是所有沖擊導致的價格上漲都會導致持久的通貨膨脹。美聯(lián)儲特別關注核心PCE。自2004年7月起,美聯(lián)儲開始在每半年一次向國會提交的貨幣政策報告(Monetary Policy Report)中提出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對核心PCE的預測。歐洲中央銀行雖然沒有明確將核心通貨膨脹作為其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指標,但是其貨幣政策的目標是消費者價格調和指數(shù)(harmonized index of consumer price,HICP)年度增長率低于2%,即中長期的價格穩(wěn)定,這與在度量核心通貨膨脹時要消除短期內的暫時性價格波動是不謀而合的。而且,歐洲中央銀行還在其月度公告(Monthly Bulletin)中例行公布各種核心通貨膨脹指標。新西蘭在1990年就開始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世界上最早采用這種貨幣政策策略的國家,其通貨膨脹目標是在中期CPI年度增長率在1%—3%之間,但是新西蘭儲備銀行與政府簽訂的政策目標協(xié)議(policy targets agreement,PTA)指出,因為包含各種暫時性波動,所以實際的CPI會圍繞中期通貨膨脹趨勢波動。1999年的PTA更是明確指出,價格的潛在趨勢即核心通貨膨脹才是貨幣政策的合適目標。加拿大銀行于1991年開始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雖然與新西蘭一樣,其通貨膨脹目標是用標題通貨膨脹描述的,但是加拿大銀行認為核心通貨膨脹能夠為貨幣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用的指導。表1給出了世界各國官方采用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很顯然,簡單易懂的剔除法依然是最常用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方法。但是,正如Rich and Steindel(2007)指出的那樣,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剔除法是一種好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
六、結論和展望
本文歸納了三種不同的核心通貨膨脹定義——“持續(xù)性通貨膨脹”定義、“普遍性通貨膨脹”定義和基于福利損失的定義。其中,根據“持續(xù)性通貨膨脹”定義和“普遍性通貨膨脹”定義度量核心通貨膨脹需要借助于統(tǒng)計方法剔除由暫時性或者部門特有沖擊導致的價格變化,可以歸結為一類,即基于統(tǒng)計模型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估計此類核心通貨膨脹度量需要區(qū)分由持續(xù)性和普遍性沖擊導致的價格變化和由暫時性和部門特有沖擊導致的價格變化,需要識別哪些沖擊是持續(xù)性和普遍性的,哪些沖擊是暫時性和部門特有的,以及這些不同種類的沖擊對各種商品的價格變化造成了什么影響。很顯然,式(1)和式(2)所示的分解方法還過于簡略。侯成琪等(2011)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他們通過多部門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對各部門商品的價格變化進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商品價格變化的分解公式。本文認為,多部門貨幣理論的發(fā)展和完善將有助于更加深入地剖析總量因素和部門因素對各部門通貨膨脹的影響,為有效地度量核心通貨膨脹提供更好的理論基礎。此外,如果能夠綜合“持續(xù)性通貨膨脹”和“普遍性通貨膨脹”這兩種定義,在度量核心通貨膨脹時既剔除暫時性沖擊導致的價格變化又剔除部門特有沖擊導致的價格變化,將能夠提高此類核心通貨膨脹度量的有效程度。另一類基于福利損失的核心通貨膨脹定義認為,貨幣當局反對通貨膨脹的原因是通貨膨脹會帶來福利損失,因此核心通貨膨脹是能夠使福利損失最小化亦即能夠使名義摩擦導致的扭曲最小化的通貨膨脹度量方法。Siviero and Veronese(2011)、Eusepi et al.(2011)和Hou and Gong(2011a)等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他們構建了存在多個異質性生產部門的新凱恩斯模型,借助于福利分析求出了各部門通貨膨脹在核心通貨膨脹中的權重,然后通過對各部門通貨膨脹的加權平均計算核心通貨膨脹。他們發(fā)現(xiàn),各部門通貨膨脹在核心通貨膨脹中的權重主要取決于各部門商品的價格粘性水平,價格粘性越大則該部門通貨膨脹在核心通貨膨脹中的權重越大。然而,除了價格粘性水平之外,還有哪些部門異質性因素造成了部門之間的差異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福利損失,還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這兩類不同的定義衍生出兩類不同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方法;诔掷m(xù)性和普遍性通貨膨脹定義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都建立在統(tǒng)計模型的基礎上。其中,基于動態(tài)因子的計算方法能夠更加充分地利用橫截面和時間序列兩個維度的信息,從而更具優(yōu)越性。而且,在估計核心通貨膨脹的狀態(tài)-空間模型中,觀測方程可以隨著商品價格分解公式的改進而擴展,適應性很強。當然,采用計量經濟方法估計核心通貨膨脹面臨一個問題:的加入會改變歷史上的估計值。只有當歷史估計值的改變可以忽略不計時,才可以放心地采用計量經濟方法估計核心通貨膨脹,因此結構斷點的甄別和樣本周期的選取至關重要;诟@麚p失定義度量的核心通貨膨脹是根據代表性家庭的福利損失最小化直接求解出來的,所以這類核心通貨膨脹度量的構造直接取決于貨幣理論模型的構建。只有當一個貨幣理論模型能夠很好地擬合現(xiàn)實經濟時,根據該模型構造的核心通貨膨脹才是有效的。
評價這兩類不同的核心通貨膨脹度量需要不同的標準。基于統(tǒng)計模型估計的核心通貨膨脹更多地采用統(tǒng)計標準來評價。雖然評價標準很多,但是本文認為,核心通貨膨脹應該滿足具有與標題通貨膨脹相同的長期均值、具有比標題通貨膨脹更小的波動性、標題通貨膨脹和核心通貨膨脹之間的差異是一個均值為零的平穩(wěn)序列等基本統(tǒng)計性質,以及核心通貨膨脹是標題通貨膨脹的格蘭杰原因而標題通貨膨脹不是核心通貨膨脹的格蘭杰原因這種因果關系。特別是滿足“標題通貨膨脹和核心通貨膨脹之間的差異是一個均值為零的平穩(wěn)序列”這個性質使得盯住核心通貨膨脹不僅有助于制定更加有效的貨幣政策,而且可以兼顧穩(wěn)定居民生活成本的目標。從構造原理來講,對基于福利損失定義度量的核心通貨膨脹沒有統(tǒng)計性質的要求。Siviero and Veronese(2011)甚至認為,因為統(tǒng)計標準在這類核心通貨膨脹度量的構造中不起任何作用,所以不應該要求這類核心通貨膨脹度量滿足這些統(tǒng)計性質。但是,本文認為,如果這類核心通貨膨脹度量具備優(yōu)良的統(tǒng)計性質,相當于兼具統(tǒng)計基礎和理論基礎,對于核心通貨膨脹的推廣和應用大有裨益。
總之,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核心通貨膨脹理論出現(xiàn)了顯著的進展,在更加堅實的統(tǒng)計基礎或理論基礎上度量核心通貨膨脹成為一種趨勢。隨著貨幣理論的發(fā)展和統(tǒng)計方法的改進,核心通貨膨脹理論將更加完善。然而,世界各國官方依然采用剔除法、加權中位數(shù)法和截尾平均法等20世紀90年代的方法。雖然這可能是因為這些方法簡單易懂,但是也表明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之間的巨大鴻溝。學界和官方的溝通與交流將有助于改善這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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