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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歷史敘事的主觀傾向性
摘要：歷史敘事不只是對于曾經(jīng)發(fā)生了的事件的再現(xiàn)，還飽含著敘事主體的評述立場，這就使作為文本的歷史敘事，總具有著或隱或顯的主觀傾向性。司馬遷的《史記·孝景本紀》是一個很典型的個案，從對《孝景本紀》與班固《漢書·景帝紀》及其他相關(guān)典籍的比較中可以看出，在司馬遷冷峻的筆法后面，隱藏著嚴肅的對于漢景帝事功的道德評判。這種道德評判傾向，有其產(chǎn)生的深層原因，概而言之，與時代精神和作者為史之動機密切相關(guān)。
關(guān)鍵詞：歷史敘事：司馬遷：孝景帝：道德評判
人們通常不能直接地接觸作為“實在的歷史”，而只能透過作為“記載的歷史”去間接地觸及它。歷史從其被記錄的那一刻起，就并非是對“發(fā)生了什么”的簡單再現(xiàn)。英國歷史學(xué)家F.H.布萊德雷指出：“歷史顯然包括這兩種成分：一方面是在時間中的各種事件;另一方面是在人們心靈中的回憶。”在歷史文本中，這兩方面是有效地又必然地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任何訴諸文本形態(tài)的歷史，都不可避免地要具有當(dāng)代性。歷史的當(dāng)代性“不是某一類歷史的特征(如同經(jīng)驗性范圍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歷史的內(nèi)在特征。按照這種觀點，不難得出以下結(jié)論：歷史不是一大堆雜亂、無序的材料匯編，而表現(xiàn)為一種思想活動。歷史家的職責(zé)，并不只是去把雜亂、無序的材料變得有序，把不連貫的故事變得條理清晰起來，他更要做的，是把這類材料放到它們應(yīng)放的位置，借助于敘事的種種技巧(有時這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把它們看作歷史知識在時代精神所限定的范圍內(nèi)的一種輔助，并或顯或隱地告訴讀者，其思慮何在，其理由何在。
所以司馬遷在談到其著史時說：“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見，其創(chuàng)作《史記》是有鮮明的動機和目的的，是一種自覺的意識和獨立的精神在史學(xué)傳統(tǒng)和時代精神下的弘揚。
《史記·孝景本紀》即以冷峻的敘事筆調(diào)體現(xiàn)著這種傾向。
一、《史記·孝景本紀>之編年分析
十二本紀中，《孝景本紀》的寫法比較特殊。全文僅1600余字，為本紀中篇幅最短者，與其它諸本紀言、事并重且對重大歷史事件記載甚詳?shù)奶攸c不同，《孝景本紀》采用編年之法，雖如“七國之亂”之類重大的事件，記載亦極為簡略。因其全篇充斥著一些關(guān)于天象異變、自然災(zāi)異的敘述，以致歷來不乏有人疑其為偽，同時也有學(xué)者對其進行反駁。當(dāng)今，比較保守而又通行的說法是：今本《孝景本紀>是在司馬遷原作的基礎(chǔ)上的一個刪節(jié)本，大體亦保存了原作的風(fēng)貌和思想傾向。為研究方便，本文以編年的形式對其作以簡要摘錄：
1、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孝景元年，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2、二年八月，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庭中。
3、三年正月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吳、楚等七國叛亂，發(fā)兵西鄉(xiāng)。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qū)⒈D之。
4、四年九月，更以(弋)(易)陽為陽陵。
5、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fēng)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
6、六年，梁、楚二王皆薨。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7、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十(二)(一)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8、中元年，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9、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九月甲戌，日食。
10、中三年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
11、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12、中五年秋，地動。
13、中六年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14、后元年，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fù)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
15、后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三月，匈奴入饜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xùn)|、云中郡民疫。
16、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置陽陵。
上文的摘錄，并非對一系列事件的簡單臚列。筆者在此所要嘗試的是，從這些平淡而又客觀的敘事中尋繹出某種道理和意義。筆者發(fā)現(xiàn)，作者筆下，每次緊隨災(zāi)異的敘事，便是人間的紛亂。這樣的敘寫，顯然隱含了對天人關(guān)系的某種思索。司馬遷是曾經(jīng)向董仲舒問過學(xué)的，但今人并不能據(jù)此就判定，司馬遷接受了董生“天人感應(yīng)”的學(xué)說。相反，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并不是借天象來預(yù)示或支配人事的吉兇、災(zāi)祥，而是通過對興衰成敗的探討，來揭示人事的可為，這里面有順應(yīng)自然的傾向，也有對天道不公的質(zhì)問。因此導(dǎo)致的接受情況是，本篇傳記的敘事態(tài)度，令那些只熱心于故事講述的讀者不無失望。
縱觀孝景十六年，除卻元年、四年、六年無災(zāi)恙外，其余十三年，要么地震、水旱、火災(zāi)、蝗蟲、瘟疫等自然災(zāi)害發(fā)生，要么兵戈大起，天下咸無安寧。處在這樣的“治世”下，是不能不倍感沮喪的。
二、與《漢書·景帝紀》之比較
在后代史家心中，作為與文帝并稱的明君，景帝是“文景之治”的主要主持者和參與者。然而，司馬遷為景帝所作的傳紀卻如此簡略，所展示的并非海清河晏的太平景象，而是種種災(zāi)異帶來的陰沉局面。很難想象所謂的“治世”，竟會是如此的滑稽。更難想象，一代明君的德行與事功，竟是如此的庸常。
然而，在班固的《漢書·景帝紀>中，讀者又似乎看到了另一景帝的形象。景帝二年十月，下了一個詔書，其內(nèi)容概表彰其父孝文的功德，當(dāng)時丞相呂嘉上奏說：“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也。”(《漢書·景帝紀》)又二年(相當(dāng)于《史記》“后二年”)四月，景帝針對當(dāng)時天下趨利而逐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遭到破壞的現(xiàn)實狀況，下詔說：“雕文刻鏤，傷農(nóng)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nóng)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并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wù)農(nóng)蠶，素有畜積，以備災(zāi)害。強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h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漢書·景帝紀》)又三年(后三年)春正月，詔日：“農(nóng)，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nóng)民寡也。其令郡國務(wù)勸農(nóng)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fā)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漢書·景帝紀》)從上述記載中，讀者所看到的景帝的作為，主要是重視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提倡重本抑末，減輕徭役賦稅，使老有所安，幼有所長，可謂是一個具有遠慮的仁德之君。故司馬貞《索隱述贊》中云：“景帝即位，因修靜默。勉人于農(nóng)，率下以德。制度斯創(chuàng)，禮法可則。”并說“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同樣是寫景帝，為什么《史記》和《漢書》會有如此大的差異?為什么司馬遷要掩其所長，不愿把其“閃光”的一面再現(xiàn)出來?為什么同樣寫災(zāi)異，在文帝本紀中，司馬遷屢在敘述災(zāi)異后，旋即交代文帝的應(yīng)對措施，而在景帝本紀中，后于與災(zāi)異敘述的，卻是世間的紛爭與禍亂?難道景帝對天下的災(zāi)難，這樣無能為力，無動于衷?為什么有可以表現(xiàn)景帝“明君”形象的史料，司馬遷卻置之不用?他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敘事態(tài)度?
歷史的敘事及其所要表達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史料的使用和架構(gòu)。而“敘事不僅僅是一種可以用來也可以不用來再現(xiàn)發(fā)展過程方面的真實事件的中性推理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鮮明意識形態(tài)甚至特殊政治意蘊的本體論和認識論選擇。史料作為歷史敘事的話語素材，在其以特定的方式展現(xiàn)(或缺場)中，總是或隱或顯地表現(xiàn)出一種道德的評判。
筆者并非要為景帝鳴屈，而是要探討司馬遷如此安排、思考和寫作的意圖何在。還是從本篇傳紀的“贊”開始討論。“太史公日：‘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fù)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縱)而西鄉(xiāng)(向)，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史記·孝景本紀>)在司馬遷看來，文帝施仁德，天下已大治大安，不復(fù)有異姓諸侯威脅漢室，照理，孝景在這種大好的形勢下，理應(yīng)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使天下更加安定�？墒怯捎诔⑾魅踔T侯，舉措失當(dāng)，致使吳林‘‘七國之亂”發(fā)生。司馬遷表面上指責(zé)晁錯，但實際上認為，動亂背后的責(zé)任，是應(yīng)由景帝來承擔(dān)的。
還有，在司馬遷看來，景帝對大臣亦過于苛刻，缺少文帝的寬厚、仁德之舉。身為兩漢開國功臣周勃之子的周亞夫，頗善治軍，屢立戰(zhàn)功，在平定“七國之亂”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這樣一位有功于社稷的重臣，卻“終以窮困”，餓死獄中。從周亞夫的本傳中，讀者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其遭遇甚為不平，對漢景帝的刻薄寡恩隱含不滿。
文帝身體力行，提倡薄葬，其遺詔說：“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dāng)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yè)，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史記·孝文本紀》)對此，司馬遷予以熱情洋溢的稱贊，并在其傳紀中不惜筆墨地全錄其文，以彰其德。而景帝又是怎樣做的呢?景帝五年三月，始作陽陵，同年“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又“七年，春，免徒隸作陽陵”，“中四年，秋，赦徒作陽陵者。”至“后三年，甲子，孝景皇帝崩。置陽陵”。r置”應(yīng)為“葬” )(《史記·孝景本紀》)景帝五年就早早地為自己預(yù)作陵墓，并多次大規(guī)模地擴建，實屬勞民傷財之舉。在《史記》看似平淡、客觀的敘事中，隱含著作者的道德評判。
三、同一歷史不同主觀傾向性之原因分析
同一帝王的傳紀，在先后兩位杰出的史家筆下有如此大的分歧，這和兩位史學(xué)家的愛憎，與其所處的時代精神和為史之動機是密切相關(guān)的。司馬遷所經(jīng)歷的時代，乃是在大一統(tǒng)的文飾下，皇權(quán)專制政治大踏步前進的時期。漢武帝“陽儒陰法”，酷吏統(tǒng)治、專制皇權(quán)的毒害已經(jīng)慢慢侵入這個社會的各個環(huán)節(jié)，而春秋時的那種王道精神、人本主張也被這大一統(tǒng)的專制皇權(quán)政治所掩埋。司馬遷滿懷深情地去肯定文帝，是因為他在這位大漢天子的身上看到了仁愛和寬厚，看到了他所仰慕的一種逐漸逝去的古代君王的遺風(fēng)。而景帝，他所給予的評價便是“刻薄”，及其由這種刻薄的性格所帶來的行為上的寡恩。
司馬遷作史的動機和目的，從《太史公自敘》來考察，是有個前后發(fā)展的過程的。其事之始，是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的遺志。司馬談在臨終前，向司馬遷講述自己修史的動機時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敘》)可見，司馬談是有感于孔子作《春秋》之后，四百余年，史書闕如，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事跡不述而立志為史的。司馬遷開始修史時，也是出于同樣的動機，把修史看作是載“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yè)”，并對上大夫壺遂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經(jīng)李陵之禍后，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宮刑，身體和精神都受到極大的摧殘，修史的原本動機和目的便也有所調(diào)整和充實。他說：“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并在列舉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發(fā)憤著書時說：“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他認為自己也是屬于這種發(fā)憤著書的類型。這便使他的史作寄托著自己的身世之慨，并注入了一種強烈的怨刺情感。其修史便也多少具有作史的成份。故雖“述往事”，其目的卻是“思來者”，即通過對于“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的思索，來揭示人類將來之命運，以承擔(dān)起史家對于人類的出路所肩負的責(zé)任和使命。所以在其對于筆下人物的摹寫中，總是充實著一種強烈的人文關(guān)懷和明確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而景帝在司馬遷的主觀傾向里，便是因為道德上有缺失而受到了批判的。
然而當(dāng)時代到了班氏父子時代，已經(jīng)完全是“天下為漢”了。其《敘傳》云：“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后揚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日‘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yè)，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后，闕而不錄，故探篡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由此可知，班固不滿于司馬遷將漢代“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故特以前漢為訖，稱為《漢書》，以與唐虞三代之《詩》、《書》，爭光競輝。其意在于尊漢，為漢代統(tǒng)治者“潤色鴻業(yè)”。又由于多少具有由外戚關(guān)系所維系的對劉氏政權(quán)的感情及其奉詔修史的經(jīng)歷，這不得不使他筆下的大漢天子，全都罩上了神圣的光環(huán)。這也就使得這兩位史家在敘述同一歷史時，具有了不同的主觀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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