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兩京官署志的纂修及其政治文化分析論文

　　明代之前，已有官署志書。如唐代李肇《翰林志》與《翰林內(nèi)志》，宋代程俱《麟臺故事》、陳骙《南宋館閣錄》及佚名《南宋館閣續(xù)錄》，元代王士點《秘書監(jiān)志》、劉孟琛《南臺備要》等。明代之后，亦未嘗絕跡。如清代鄂爾泰《詞林典故》、慧中《臺規(guī)》、梁國治《國子監(jiān)志》、梁章鉅《樞垣記略》、席吳鏊《內(nèi)閣志》等。但數(shù)量及所涉官署有限，不成體系。唯明代官署志獨多，尤以兩京為最，有名可考者66種，基本上文職官署皆修有志書，頗成體系。

　　有關(guān)明代官署志的著述，首推《千頃堂書目》卷9 《職官類》，雖非專錄官署志，但收錄明代官署志書目最全�！端膸烊珪�總目提要》史部“職官類”亦收錄不少明代官署志提要，不乏現(xiàn)已失傳之書，價值頗高。其它如《絳云樓書目》、《傳是樓書目》等書目，多有“職官”或“典故”之目，著錄有明代官署志信息�，F(xiàn)代研究有方駿《明代南京官署志概說》和《現(xiàn)存明朝南京官署志述要》，前者論述了明代南京官署志，不過該文缺乏必要的考證，又過于依賴現(xiàn)代書目，未免訛誤缺漏，后者介紹了八部現(xiàn)存明代官署志①。其他論述單部明代官署志的論文，如王英姿《南京圖書館藏〈南京太仆寺志〉考述》，吳娛《〈舊京詞林志〉著者及文獻價值述略》，吳璐《孤本〈南京尚寶司志〉考述》②，范圍有限。有鑒于此，筆者擬據(jù)明清及當代書目，參稽相關(guān)文獻，在梳理明代兩京官署志的基礎(chǔ)上，分析其特點及政治文化蘊涵，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教正。

　　一 自發(fā)修志：萬歷以前兩京官署志的纂修

　　以明代兩京官署為記載對象的志乘不下180余種，包括志書、職掌、條例、歷官表、題名錄、傳記、典故、紀事、雜記、雜考、雜錄等類文獻。這還不包括官署一時之辦事條規(guī)、章程類文獻。其中以“志”命名者近70種，其它史乘110余種。不論從體例，還是從內(nèi)容、編纂意圖上看，這些志乘難以俱視為官署志。本文所要研究的官署志，意在足備某一官署典故之總志。首先，以某官署之名，或簡稱、別稱，后綴以“志”命名者，除部分雜志外，如《南京五城都察院職掌志》、《工部器皿志》、《工部鐵治志》、《儀瓜工部分司志》、《刑部獄志》等，顯非一司一署之總志，摒除在外;其次，部分以“記”、“考”、“紀”等命名之書，如《翰林記》、《留臺雜記》、《太常續(xù)考》、《太常寺續(xù)紀》等，雖不以“志”命名，但從內(nèi)容上看，具備官署志書之實，亦量為收入。

　　嘉靖至萬歷朝兩京官署修志逐漸興起。嘉靖朝14種，隆慶朝3種，萬歷朝14種，涉及南京、北京20余官署，范圍明顯擴大。時間分布比較均勻，仍以自發(fā)修志為主。修志者仍以本署官員為主體，但已有不少低品級僚屬參與。如林希元以寺丞，應廷育、謝彬、汪宗伊以郎中，盧維禎、雷士禎以博士，王材以司業(yè)，朱廷益以參議，纂修該署志書，說明官署官員參與修志的程度也在加深。此時期兩京官署志的修纂雖以本署官員為主力，但開始出現(xiàn)聘請生員修志。如嘉靖中南刑部郎中龐嵩聘無錫生員高棟修《南京刑部志》，萬歷中吏部袁外郎聘貢生宋啟明修《吏部志》，開天啟以后諸司聘人修志之風。此時期官署志的卷數(shù)也在增加，如《吏部志》40卷，《南廱志》24卷，總體上較嘉靖以前官署志內(nèi)容增多。嘉隆萬時期是明代諸司典章制度趨于成熟的重要階段，官署志內(nèi)容的增多，反映了諸司典制日漸完備的現(xiàn)實。

　　二 聘人修志：天啟之后兩京官署志的纂修

　　天啟初，因修神宗、光宗實錄，征諸司故實，兩京官署紛紛修志，形成修志高潮。崇禎朝，雖值末世，但兩京官署修志卻未停息，仍不斷增補、完善。此時期修志集中，規(guī)劃性強，多聘人修志，有專業(yè)化的趨向，且所修志書多卷帙可觀，帶有集大成的色彩。

　　天啟朝修志13部，崇禎朝9部。另有纂修時間不詳官署志7種，大致可以判定，多修于晚明。一方面，一些舊有官署志得到續(xù)修，如《南京刑部志》、《南京太常寺志》、《續(xù)南雍志》、《南京太仆寺志》、《南京吏部志》、《太常寺續(xù)紀》、《太常續(xù)考》等;另一方面，一些無志官署創(chuàng)修志書，如《南京鴻臚寺志》、《南京尚寶司志》、《南京詹事府志》、《禮部志稿》、《南京錦衣衛(wèi)志》、《南京行人司志》、《南京欽天監(jiān)志》、《鴻臚寺志略》、《工部志》等。官署志的卷數(shù)也空前增多，如《南樞志》170卷，《工部志》139卷，《禮部志稿》100卷，遠遠超過之前官署志的卷數(shù)。天啟崇禎時期是明朝的哀亡期，諸司典制高度成熟，故官署志書卷帙最豐，帶有集大成的色彩。天啟朝兩京官署修志頻度最高，7年間修志13部，形成修志高潮期，其直接動因是修兩朝實錄。如《南京都察院志》之修，即是因“今天子龍飛之歲，詔修神、光兩朝實錄，征諸司故實，下南御史臺”�！赌暇┬腥怂局尽分�修，亦是“會上以修神宗、光宗實錄，下南京諸司，各志其故實”。又據(jù)董其昌記載：“天啟初年，禮部奉詔移文海內(nèi)，求巖穴佚才，有所纂述，可為實錄用者，所司以聞。于時附麗而起者甚眾，兩都九卿之署，各自修志，志成，其秉筆者各予官郡倅或中書舍人�！� 可見天啟朝修志高潮的出現(xiàn)，確是以纂修實錄為直接動因，使發(fā)始于景泰時的官署修志活動，由自發(fā)走向各官署集中規(guī)劃，并影響到崇禎朝的修志活動。

　　因此，天啟后兩京官署志的修纂，時間集中，規(guī)劃性強，多聘請專人修志，其中又以監(jiān)生、生員為主力。如王逄年、施沛、邵點、王藎明、朱長芳、翁逢春、施瑞云，皆以監(jiān)生的身份修志，江山麗以貢生，俞汝楫、俞廷教、張可仕以生員修志，潘煥宿、劉振身份不明，亦是應聘修志。相較于官員自發(fā)修志，如黃儒炳修《續(xù)南雍志》，“書成于職業(yè)應酬之余”，時間、精力有限，是一種業(yè)余行為。聘人修志使事有專責，且所聘多為飽學之士，時間、精力都有保證，使得修志趨于專業(yè)化，故修成之志不乏卷帙恢弘、體例嚴謹之作，達到較高水準。但也要看到，聘人修志只是將執(zhí)筆權(quán)委諸專人，修志的內(nèi)在動力、主導權(quán)及規(guī)劃，仍出于官署官員，與自發(fā)修志并無二致。此時期官署志的修纂還有一個突出特點，那就是南京的官署志遠遠多于北京。天啟朝13部官署志中的12部，崇禎朝9部官署志中的5部，皆是南京官署志。

　　三 兩京官署志編纂的政治文化解讀

　　由于明代兩京官署志大部分已失傳，只能據(jù)傳世書目等文獻考證其信息。囿于條件，現(xiàn)存者筆者也未能一一翻閱，統(tǒng)計有所誤差在所難免。初步統(tǒng)計，兩京官署志凡66種，北京31種，南京35種，南京略多于北京�，F(xiàn)存者(包括殘卷)30種，北京、南京各15種，已不足總數(shù)一半。兩京六部皆有志書，頗成體系。此外，翰林院、國子監(jiān)、太常寺、太仆寺志書較多，其它官署修志參差不齊，但基本上文職官署皆有志書。

　　明代兩京官署志之多，獨冠歷代，其纂修跨越景泰后各朝，涉及官署眾多，且集中在文職官署，以文官群體自發(fā)修志為主，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兩京官署志不僅記載了官署職掌，也記載了圣訓、公署、歷官表、列傳、藝文等官署相關(guān)掌故，是官署政治文化的載體，有深厚的政治文化蘊涵。

　　(一)地方志與政書體系對官署典故的缺載：兩京官署志纂修的客觀需求

　　兩京官署志既能較系統(tǒng)、條理地記載官署相關(guān)典故，又能反映官署的機構(gòu)架設(shè)與權(quán)力層次，其內(nèi)容與功能，是方志與政書等文獻無法完全覆蓋的，此構(gòu)成官署修志的客觀需求。明代兩京之設(shè)，及眾官署之置，無疑是官署修志的制度基礎(chǔ)。兩京官署多為上層建筑，其掌故難以納入地方志體系中。在外官署因有方域、齊民之寄，如布政司、州縣衙署，即使修志，其內(nèi)容也會像地方志。明代省府州縣地方志繁多，而未見布政司志及州縣官署之志，大概即以地方志中已有公署、職官題名、名宦等在外官署相關(guān)的內(nèi)容，無需另外修志。因此，明代在外官署之志極少，僅見《長蘆運司志》、《山東鹽運司志》、《兩淮運司志》、《河東運司志》、《福建運司志》等運司志，多與鹽政相關(guān)。《陜西行都司志》，亦被視為地方志，以及《福建市舶提舉司志》、《龍江船廠志》等少數(shù)幾種。明代順天府、應天府雖俱有志書，但顯然兩京官署典故難以納入其詳細記敘的范圍。

　　明代政書以官修《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為代表�！吨T司職掌》以六部為核心，內(nèi)容較詳。其中，僅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以及五軍都督府立有條目，且內(nèi)容疏略。之后所修弘治、萬歷二部會典，皆以北京六部為核心，內(nèi)容詳盡，其它諸司雖亦立目，多不過一卷。既使是六部，亦以職掌為主，而缺乏官署、職官表、列傳等方面的內(nèi)容，無法反映官署典故的全貌，才有修官署志的必要，尤其是那些會典中記載闊略，但掌故繁多、禮樂齊備的官署。如弘治時謝鐸修《國子監(jiān)續(xù)志》時即云：“或疑今朝廷會典方行，諸司之法制具在，此志雖不作可也。鐸竊以為古者既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又有小史以掌邦國之志，蓋列國各有史，以紀時事，正欲詳略相因，大小悉備，而不容以偏廢也。監(jiān)之有志，殆不可缺�！笨梢姡�雖有會典，但所載“國子監(jiān)”僅一卷，不足以備國學典故，才有修志的必要。又如北京太常寺，所掌天地、宗廟、社稷、陵寢、孔廟等祀，皆禮之重典，而會典中僅一卷篇幅，難以據(jù)之行事，是以北京太常寺之志最多。而且在晚明，出現(xiàn)了《太�？肌放c《太常續(xù)考》，《太常紀》與《太常寺續(xù)紀》二種續(xù)修版本的官署志�！短�常寺續(xù)紀序》載：“故郊焉而天帝格，廟焉而列圣享，遞至百神，爾主群黎，遍德何非，此夙夜敬止者為之召乎?此君道也，臣道也，紀之所繇作也。”可見太常所掌，乃“君道”、“臣道”攸關(guān)，至為重要，才是《太常紀》與《續(xù)紀》纂修的根本原因�！短�常考》之修，亦是因“太常志疏略，而居其官者罕明掌故，每祭祀，乃蒼黃求之士隸”�？梢娞�常寺行事難以憑借會典，而要依靠所修志書。

　　明代南京官署修志范圍較北京廣，種類也更多，主要原因亦在于政書中記載的闕如。即使是南京六部，在會典中也是一筆帶過，更遑論南京其它官署。而且不像北京的官署，因政事較繁忙，即使會典中未詳細開載職掌的官署，本署也多有辦事條例、規(guī)章、文冊等文獻，足以備本署掌故。南京為留都，各官署較清閑，官吏怠散因循，政務(wù)廢弛，掌故易于湮滅，更有修志的必要。所以天啟朝征諸司故實時，南京官署修志遠較北京官署多。

　　(二)備官署典故以便本署行事及垂范后世：兩京官署志纂修的動機

　　兩京官署志的纂修，最主要的動機是備官署典故，其功用又可分為價值示范與行政實踐兩個層面。首先，價值示范層面。官署修志可歌詠盛世典章，光耀官署前賢，以垂范天下后世。景泰時祭酒吳節(jié)修《南廱志》，出發(fā)點即是“所以備師儒之遺忘，并以俟史氏采用于他日也”。由于太學的地位極為重要，乃“賢士之關(guān)，風化之原，天下學校視以為宗也”，其善制美政更有必要保存，以傳諸后世。所以吳節(jié)云：“今之良法美意，與古先帝王大學之道，誠同符而合轍也，錄之以傳，不亦宜乎?”萬歷時周應賓作《舊京詞林記》時，亦是因為“舊京翰苑，固文獻之所稽也，乃今去之二百有三十年，其間建置沿革之規(guī)，十不存七;職司故實之紀，十不存五;姓氏爵里始末之牒，十不存三，若是令后世胡以征也”。乃修此書，使得“圣主右文之規(guī)，名公巨卿華國之業(yè)，猶得有所考鏡，垂之無窮”�？梢娦拗镜哪康模�一是備本官署之掌故，一是備曾任職本官署之前賢事跡，皆足以垂范后世。《南京大理寺志序》亦云：“志官府，未或前聞也，然備一官之事，以垂一代典常，亦典之不可缺也。”又云：“前輩道德如薛文清、章楓山，功業(yè)如馬端肅，氣節(jié)文章如胡公潤、鄒公瑾、黃公鞏，皆命世之英，寺之光也!夫得一人如文清公，已為盛矣，況弗止乎!然則斯志也，得六君子，亦可以傳矣。”

　　其次，行政實踐層面。官署修志可以史為鑒，便于本署行事。嘉靖時雷禮修《南京太仆寺志》，即因“南署頗稱燕閑，士大夫咸緩帶舒紳，樂其無事。頃者虜騎猝至，軍需告急，有司猶怠散因循，雷公始至，疏行六事，明約束，肅官常，吏稍稍用命。余公繼至，則按圖籍，揆憲令，修明牧政，而故牒漫滅，并緣為奸，乃圖不泯”�？梢娛且蛟撍鹿孰郝�滅，吏得為奸，乃創(chuàng)為寺志，以便官署行事。又如《四譯(夷)館館則》之修，亦是因“館之文獻湮漫，滋久法守寡稽，道莫折衷，諸所措布，悉咨胥吏”，“廢缺相沿，奚緣考信”，也是出于方便官署行事的目的。南京都察院所行《修志札》亦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也。歷觀各衙門，莫不具有志書，今昔政治，一覽昭然，軌轍可尋，奸宄莫溷”，而本司無志，因而“欲急成志書，以存往昔，以詔將來”。充分展示了官署志的史鑒作用。

　　當然，官署修志動機也有其它方面的因素，如上文提到的纂修實錄。又如從眾的因素，嘉靖以后，兩京官署修志蔚然成風，一些官署受其它官署修志影響，亦纂修志書。嘉靖中修《南京刑部志》，即是“以南京各衙門類有志書，刑部尚缺”。泰昌元年禮部議修志書，亦是因吏部修成志書�！袄�、禮并稱鴻巨”，“本部典禮最稱繁巨，而紀載缺焉無稽。歷朝掌故，幾同藏壁之書;四署文移，半是存羊之朔。掛漏未睹其全，敝舛莫知其自，志書一節(jié)，不可謂非本部之缺典也”，乃聘俞汝楫修志。

　　(三)文官治國及其文化意識：兩京官署志纂修所反映的政治格局與政治話語權(quán)

　　明代兩京官署志萃于文職官署，基本上文職官署皆有志書。修志的主體是本署文官，多為自發(fā)修志，雖天啟后多聘人修志，但主導權(quán)仍在文官。反觀武職官署，除錦衣衛(wèi)外，如五軍都督府、五城兵馬指揮司、京師諸衛(wèi)等;雜職官署如僧錄司、道錄司、神樂觀、宮內(nèi)諸監(jiān)等，皆未有志。首先，兩京官署志的修纂，與該署官員文化素養(yǎng)與意識有關(guān)。明代是科舉社會，文職官署官員主要由科舉與國子監(jiān)而進，人材眾多。文官群體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響，不僅是政治文化傳承的主力，且富有傳承政治文化的使命感，才會有大范圍自發(fā)修志之舉。像國子監(jiān)、翰林院更是人才濟濟，志書也就多。而武職、宦官及僧道等雜流官署，其官員結(jié)構(gòu)不以文官為主，文化素養(yǎng)有所未逮，也缺乏傳承政治文化的意識與動力，故少有修志之舉，未必是該官署無典故可記。且從傳統(tǒng)上看，前代亦罕見武職、宦官及僧道等雜流官署相關(guān)史乘。

　　其次，兩京官署志書的分布，反映了明代以文官治國的政治格局，以及文官群體在政治文化中的壟斷話語權(quán)。明初罷中書，廢丞相，政歸六部，皇權(quán)得到強化，但那只是最高決策權(quán)的獨攬，以天下政務(wù)之繁巨，皇帝不可能事事躬親。即使后來有內(nèi)閣與司禮監(jiān)替皇帝分責，也僅限于重要政務(wù)的決斷。事實上，天下政務(wù)萃于兩京，其具體處理與施行，還是歸于以六部為首的部、寺、院、司、監(jiān)等文職官署，形成以文官分理天下的政治格局。明代既以文官治國，自然在政治文化中易于形成文官的壟斷話語權(quán)，兩京官署志集中于文職官署，無疑是這種狀態(tài)的反映。在官署修志的過程中，體例的裁定、內(nèi)容的取舍、書法的擬定、史實的評陟等方面，無不蘊涵著文官群體的政治理念與價值取向。因此，兩京官署志亦是解讀明代政治文化的重要門徑。

　　第三，兩京官署志的纂修，還寄寓了文官群體輔佐君主，以致太平之治的政治理想。文官群體廣泛而經(jīng)久的纂修本署志書行為，展示了文官群體心系政事的情狀，也寄寓了其仕宦理想，通過修本署志書，揭明過往政事得失，來為當政者提供參考，以臻至治。崇禎《南京太仆寺志》之序言之甚顯，云：“今上中興，輦轂下諸君子以為國家重熙累洽之后，百度慮有不備于方策者，于是兩京諸司皆纂修志書。臣職在冏寺，不可不討論故籍，咨詢遺老，以俟參考�！倍�所采輯者，皆是“二百余年見行故事，與列圣之垂訓，深謀遠見，諸臣之嘉言讜論”。末又云：“倘有可以禆牧政者，不惜為圣明條奏之，則雖弁髦此志可也�！比�拳佐君致治之心，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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