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的現(xiàn)代文學論文

　　“現(xiàn)代化”是一個頗為正面、美妙的字眼，似乎它本身不證自明、顛撲不破，因此掩蓋了其中負面的東西，尤其是掩蓋了它與西方的權力關系。下面是解志熙的現(xiàn)代文學論文，歡迎參考!

　　解志熙的現(xiàn)代文學論文

　　“實存”觀念認為，事物和人的實存是特定的“這一個”的“在場”方式，它先于本質，對可能的存在方式也具有優(yōu)先性。

　　具體到文學研究，每一個文學現(xiàn)象、作品、作家都是實存的，需要置于具體的歷史之中去考察，而不能以某些類別或本質簡單涵括。

　　解志熙本人的文學研究基本上遵循的是這樣的路子，對單個作家的研究在其中占據(jù)了大部分——這在同代學人中并不常見，即使是對存在主義的文學影響和唯美—頹廢主義文學思潮的研究，其中也比較注重不同研究對象之間的差別。

　　這樣看來，現(xiàn)代文學研究工作當然是遠遠不夠的，因而解志熙沒有“學科擁擠”的焦慮。

　　在原則上，解志熙并不反對文學史(歷史)研究的現(xiàn)實性、當代性，自然也不反對新興的文學研究方法和理論，但是由于他把歷史的實存看成是第一位的、無可替代的，他往往非常警惕這些研究傾向、方法會造成對實存的僭越。

　　因此，解志熙認為“歷史研究真正本己的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歷史現(xiàn)象的實際到底是什么樣的?在弄清了這個問題之后緊接著的第二個問題便是為什么歷史恰恰是這樣的?”在另一篇文章中，解志熙拓展了這一思考：“歷史研究以至于一切人文研究，必須注意區(qū)分并辯證處理歷史存在和歷史存在的意義之間的關系。

　　換句話說，人類社會的一切存在都是歷史化的存在，不可能超越歷史，但一切歷史存在的意義卻不一定僅止于其存在歷史的范圍，倒可能有超越這歷史范圍的深廣意味。

　　”但是“歷史存在的意義”“仍需接受歷史的檢討，仍然必須放在一定的歷史視域中來看。

　　”5解志熙在“歷史存在”和“歷史存在的意義”之間所作的區(qū)分，側重點仍然在于前者，甚至是為了使“歷史存在”免受侵擾。

　　在根本意義上，歷史研究的本分工作仍然是對歷史實存的描述和解釋。

　　這種界定冒著極大的被誤解的風險，會被以為放逐了對歷史的價值評判，甚而被誤解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6歷史觀的變體。

　　實際上，解志熙非但沒有放棄對歷史的價值評判，而且他評判的嚴苛往往讓人印象深刻，孫玉石和錢理群在為他的著作作序時都曾善意地提醒他“寬容”一些。

　　這不是解志熙理論和實踐之間的矛盾，他只是認為，對于歷史的評判需要在充分、客觀理解歷史實存之后，否則一樣會損傷到歷史研究。

　　在存在主義哲學中，解志熙最為看重薩特關于“人的自由選擇”的論述——“自由選擇的絕對性”、“人是絕對自由的，即意味著人必須全面負責”7，恰恰為評判歷史人物留下了廣闊的空間，甚至可以說價值評判成為了“實存分析”中無法回避的問題。

　　這部分解釋了解志熙為何常常對一些研究對象態(tài)度嚴厲，甚至某些時候會以更激烈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比如當看到有學者以方法去解釋周作人的附逆行為時。

　　顯然，他反感的不是文化批評的方法，而是這種文化批評的方法遮蔽了人的自由選擇和責任，反過來又使他對文化批評的方法連帶著產(chǎn)生了懷疑。

　　這種嚴厲態(tài)度還部分地源于解志熙本人的文學觀，在《美的偏至——中國現(xiàn)代唯美—頹廢主義文學思潮研究》的收束部分，作者借用朱自清的說法，強調了新文學的“雙重嚴肅性——嚴肅的社會關懷和嚴肅的藝術追求”8;在《“嚴肅的工作”——〈李霽野文集〉閱讀札記》一文中，

　　解志熙重溫了朱自清關于文學嚴肅性的觀點，并將其追溯到文學研究會的宣言中，“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生的事業(yè)，正同勞農(nóng)一樣”9。

　　這種文學觀秉承“五四”時期“為人生”文學的信念，強調文學的社會關懷和人文關懷，并尋求藝術上的不懈創(chuàng)新和深刻表現(xiàn)，在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表現(xiàn)之間保持均衡。

　　90年代社會的深刻變化，使得文學研究者的身份越來越像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勞農(nóng)”，這個時候重溫文學研究會的宗旨，也就具有了明顯的自我定位和堅守的意味;另一方面，“工作”、“勞農(nóng)”的說法又是那么“陳舊”和不合時宜，在各式新學說、新理論走馬燈似地變換的年代，看上去反而帶有了先鋒和遺世獨立的意味。

　　進入新世紀以來，解志熙正式提出了“文學行為的實存分析”的說法。

　　在為趙海彥《中國現(xiàn)代趣味主義文學思潮》一書作序時，解志熙談到趙海彥在著作中遭遇到的一個“困擾”——也是困擾他自己多年的一個問題，即“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擾”，并試圖以“文學行為的實存分析”超越之：“有必要回到一個樸素的原點，重新定義文學活動的性質及其與作家自身、和他人和社會到底是個什么樣的關系。

　　所謂‘回到一個樸素的原點’，無非是要重新確認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人類的‘文學活動’其實是一種行為，而且是一種最具主體性的實存行為。

　　確認這一點，那些曾經(jīng)困擾我們的許多高深問題也許就有了比較明了的意味。

　　即就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作家而論，其文學創(chuàng)造行為當然不可能完全超越其時代，但也決不是時代社會背景之簡單的反映和被動的反應，而是他們對其身內(nèi)與身外種種問題的發(fā)之自覺的應對、有所企圖的行為——當然是以文學特有的方式。

　　我把這樣一種研討思路姑且稱之為文學行為的實存分析，以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社會歷史批評。

　　”10在另一處，解志熙重申了“文學行為的實存分析”的方法11。

　　這是解志熙為數(shù)不多的帶有理論概括的文字，不是因為他不善于理論思辨，而是“文學行為的實存分析”方法決定了他的寫作風格：通常是由一個具體的文本、歷史現(xiàn)場或新發(fā)現(xiàn)的文獻資料入手，然后在絲絲入扣的分析中展開更為豐富、復雜的文學圖景。

　　研究者進入歷史的過程也大概如此。

　　“文學行為的實存分析”重心仍在“實存”，但是我不認為它可以解決當代研究者“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擾”。

　　回到歷史實存之中只是暫時擱置價值判斷的困難，頂多是把判斷的難題推給了歷史，而歷史本身是無法為后來者提供一個確定無疑的價值判斷的。

　　實際上，“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的困擾”來自于當下，而非歷史，歸根到底它是當代研究者處于眾聲喧嘩時代中的價值認同困境，尤其是那些不滿足于流行價值觀的研究者，注定要承受更多的精神痛苦。

　　反過來看，困擾的存在對于研究者也未必不是好事，它可以成為研究者反思自身思想、方法、立場的契機，也可以幫助他們認清自己在時代中的位置。

　　比如解志熙在論及“文化批評的歷史性原則”時，他準確地把握住了文化批評的誤用現(xiàn)象，“以文化來淡化社會現(xiàn)實和政治及道德等歷史性因素”。

　　可是當他發(fā)現(xiàn)為周作人附逆行為辯護的學者也鄭重其事地聲稱“歷史是不可簡單對待的”時，他不免陷入了困境。

　　這意味著對同一歷史現(xiàn)象持截然不同觀點的學者可以互相指責對方將歷史簡單化。

　　解志熙轉而揣測對方的謬誤“乃研究者求深心切或求甚心切之過”，實際上也就消解了原初的問題。

　　不過，隨后他又注意到對方的立場可能是“失去必要的歷史分寸感”造成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這些唯文化論者在周作人研究中極力宣揚文化的無上神光以追求深刻超越的發(fā)現(xiàn)時，他們大概忘了他們自己的文化旗幟上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歷史的烙印以至于時事的色彩，這就是對周作人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和個人主義人生觀的同情。

　　”

　　解志熙開始意識到：歷史研究者雖然享有后見之明的便利，但他們的認識也一樣需要被歷史化，即放在他們自己所處的歷史之中去分析。

　　如果是這樣，關于歷史對象的評價分歧毋寧說主要來源于研究者自身價值觀的不同。

　　幾年后，當解志熙探討支克堅先生的革命文學研究時，他便直接遭遇了兩個層面上的實存——革命文學這一對象的實存以及革命文學研究者支克堅的研究工作的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