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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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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周作人失和探秘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魯迅和周作人是一對“雙子座”。
他二人本來在同一只船上并肩作戰(zhàn)，后來卻“兄弟失和”，各奔東西。
周氏兄弟生長在同一個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但后來卻殊途而不同歸，這與他們各自思想深處的某些東西有很大的關系。
就性格而言，魯迅偏激負氣、周作人冷漠孤傲;魯迅極熱、周作人極冷;魯迅真摯而爽直、周作人含蓄而多疑。
在做人上，周作人像一個童心不泯的孩童、魯迅則像一個飽經滄桑的世故老人。
在文風上，魯迅是長槍短劍、周作人是細風和雨;魯迅剛勁、周作人沖淡;魯迅面紅耳赤、周作人輕描淡寫。
在對世道人心的看法上，魯迅用熱眼看，因而很快轉換為義憤，周作人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過爾爾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氣感，想熱而熱不起來。
在人生觀照上，魯迅是偏向于信的一端，周作人是偏于疑的一端。
魯迅、周作人雖然有著共同的地域文化熏陶和同一家世，但個性的殊異以及文化價值取向的不同，形成了他們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觀念上相異的文化性格：魯迅選擇了一針見血、文風硬朗、稱之為“投槍匕首”的雜文，周作人則傾心于輕柔溫和的隨筆散文;魯迅的愛是深沉、愛憎分明，周作人的愛是單純而真摯。
面對社會壓迫，魯迅自甘孤獨，決不妥協(xié)，周作人則遠離時事，醉心于閑情逸致。
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魯迅表現(xiàn)出明確而否定的態(tài)度，周作人則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fā)，體現(xiàn)出理性而平和的性格。
周作人在內心深處有著極玄高的理想企求，他憤世嫉俗，對人世的昏暗、周圍的平庸極為鄙視，他的情緒里充滿著牢騷、不平和叛逆。
但這一切僅僅蟄伏于內心世界中。
一旦置身于現(xiàn)實塵世，他既然不能象魯迅那樣立志反抗，就只能走向傲世的反面——順世。
現(xiàn)實如此黑暗，而人又是那樣渺小，在他看來，最佳的選擇莫若在亂世中避災遠禍。
在精神層次上保持人格的獨立、個性的自由，而在現(xiàn)實層次中又明哲保身，隨遇而安，依違于無可無不可之間，這就是周作人。
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周作人與魯迅都意識到了自我，但魯迅立志反抗，將自我之亮光投射到黑暗的人間;而周作人卻立足于保身，將意識到的自我縮回個人的精神世界。
魯迅懷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壯精神，對世界和命運作著“絕望的抗戰(zhàn)”，而周作人則認為，與其苦海掙扎，徒勞費神，不如苦中作樂，悲中求歡。
魯迅仿佛是一個茫然而自信的過客，在深山大澤中不息地穿行，引導你穿過地獄之門，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境;周作人明知前面的路是萬丈深淵，他漸漸學會了繞道而行的方式，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島上，孤獨地在文學的世界中漂泊著，儼然一個教士，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魯迅似乎是站在地獄的門口，不斷向人間發(fā)出慘烈的吼聲;周作人則仿佛書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著人間澀果，把無奈化為輕淡的笑意，超然地彈奏著人性之歌。
或許正是因為這些諸多的差異，才為他們日后的分道揚鑣埋下了思想的根源。
1923年的7月18日上午，不發(fā)一言的周作人突然將一封署有“魯迅先生親啟”的信交到了兄長魯迅的手中。
信很短，全文如下：
“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
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xiàn)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
當日魯迅欲邀請周作人詳談一次，但被拒絕。
入夜他在日記中記下寥寥幾字：“上午啟孟(周作人字啟孟)自持信來，后邀欲問之，不至。
”次日黎明，魯迅早起，四處看屋，準備搬出八道灣胡同。
在朋友的幫助下，魯迅借了800元大洋，在磚塔胡同置下了個簡單的四合院。
1923年8月2日，魯迅帶著妻子朱安，永久地離開了他一手經營且居住了四年的八道灣大院，搬入西四磚塔胡同61號小院。
10個月后的1924年6月11日，魯迅回到八道灣胡同的舊宅，準備取走自己的書籍及一些什物。
周作人與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冷不丁由后院沖出來，向魯迅破口大罵。
羽太信子不解氣，匆忙間返回室內用電話招了兩個人過來，大有與魯迅秋后算賬之勢。
當著眾人的面，周作人夫婦像潑婦罵街似的，將魯迅渾身上下罵了個遍。
關于此事魯迅日記是這樣記載的：“……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
然后取書、器而出”。
據(jù)當時在場人言，周作人更是絲毫不顧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奮力向魯迅頭上擲去，幸虧旁人接住拖開，才不致?lián)糁小?/p>
但魯迅的小弟周建人在1983年則提供了另外一種回憶：“我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種古物)，向周作人擲去，他們(周作人夫婦)才退下了。
魯迅緣何搬出八道灣，周氏兄弟又因何大打出手，這至今仍是一個迷。
更讓人不解的是，兩位當事人至死誰都沒有再提這件事，也都不愿再提這件事。
這就為這件事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因而也使之成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一樁公案。
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這樣寫道：“兩人是怎么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來，頗有獨特之初，它不是表現(xiàn)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間的糾紛，造成兄弟失和。
據(jù)周建人講，魯迅三兄弟搬進八道灣后，家中大權便握在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手中。
魯迅當時的月收入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煙錢和零用花銷，絕大部分薪水交給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沒有計劃和節(jié)制。
家里雇了六七個仆傭，每餐飯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
孩子上學，雇有專門的黃包車夫。
遇有家人偶感風寒，必延請索價不菲的日本醫(yī)生。
從當時魯迅兄弟的收入情況看，600個大洋怎么看都是白領階層，只要安排得當，一家人的日子會過得舒適安逸。
問題在于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揮霍外，根本就不會持家。
至于周作人，從不問這類凡間俗事，一頭扎進他的“苦雨齋”，潛心治學。
魯迅從兄長的角度出發(fā)，當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揮霍無度，待至后來，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時交出來，一家人的開支無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數(shù)度規(guī)勸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
對此，他們的母親魯瑞老人曾傷心地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
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魯迅本人后來對許廣平說：“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至少有600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y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jié)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yī)生的汽車從家里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對此，魯迅與周作人共同的摯友許壽裳也曾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jù)說她很討厭這位大伯哥，不愿與他一同住。
”周作人自己也肯定一點：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魯迅一道住，至于為什么不愿，他終生都不曾與人提及。
對周氏兄弟失和的緣由，外界眾說紛紜，百般揣度，成為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一樁公案，至今未有定論。
但不管怎樣，周氏兄弟失和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和思想史產生了巨大影響，最受傷害的恰恰是當事人自己。
兄弟失和之后，魯迅大病了一個多月，從此身體一直瘦弱;而周作人自此凄風冷雨，后半生一直與“苦”相伴。
在周氏兄弟失和的過程中，有一個關鍵人物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個人就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那么，羽太信子是怎樣的一個人，她在周作人的生命歷程中到底扮演著怎樣的一個角色?探討她對于我們全面了解周作人的愛情與婚姻有著很大的幫助。
羽太信子(1888-1962)出身低賤。
她原是魯迅、周作人留日時，替他們縫補漿洗的下女。
后來她與周作人相處日久，便嫁與周作人為妻。
雖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她為人自私、刻薄，生性鋪張浪費，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癥，情緒很不穩(wěn)定。
不知何故對于他的這位日本籍夫人羽太信子，周作人本人極少提及，因而顯得有些神秘。
關于她，周作人在自己的各種文字中，只提到過一些生活細節(jié)。
至于怎樣與她相識相戀，竟終生沒有言及。
周作人一生寫日記大致沒有停過，按說從日記中應該可以找到很多詳細記載，可偏偏從1906年到1911年這六年卻沒有日記保存。
據(jù)周作人自己說，是因為這六年沒有寫日記。
在他自己的《周作人自述》中，只有一句：“一九〇九年娶于東京，有子一女二。
羽太信子與周作人從相識、相戀、結合直到終老，期間相處54年。
兩人性格迥然不同，一個火暴、一個溫和，一個張揚、一個內斂，一個粗俗、一個儒雅，而能相安無事，在旁人看來，不免有些難以想象。
可是偏偏兩人還真是如魚得水，這讓人不免覺得反差過大，稍覺怪異。
在熱戀的時候，自然是不會發(fā)現(xiàn)對方的弱點，直到娶了回來，慢慢地才顯山露水。
最激烈的一次交鋒，是回到紹興老家以后，有一次為了一點小事，羽太信子大發(fā)脾氣，突然間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
周作人本來性格懦弱，經此一嚇，從此以后，就成了個“懼內”的標本。
后來，她一不高興就發(fā)脾氣昏倒，這時她弟弟重久剛好來紹興，不經意地說道，她這是老毛病，過一會兒她自己會好的。
過了一會兒，果然自己爬了起來，沒事了。
大家這才知道，她這是病態(tài)。
可是周作人卻已經被她調教服帖了，從此再不敢跟夫人較勁。
周作人從小溫和文雅，性格隨和，但也一向比較懦弱，遇事總習慣于一動不如一靜，由這種性格發(fā)展而來的“懼內”使他更加遇事畏縮。
尤其可悲的是，這種畏縮心態(tài)后來甚至影響到他對世事的態(tài)度。
在紹興，因為長子魯迅不在家，家事通常由母親魯瑞做主，周作人在外教書，信子主內，倒也還算協(xié)調。
只有一件事，大家感到很不方便，就是信子不懂紹興話，事事都得周作人翻譯，可是周作人每天都要去學校教書，溝通就很不方便了。
好在周作人很顧家。
1912年2月浙江軍政府請他擔任視學，正巧信子要分娩，周作人就辭謝不就，直到信子分娩后，才去就任。
僅一個月又托病回紹興。
這事，他也只在《知堂回想錄》中輕輕帶過。
周作人進北京以后，因魯瑞年紀大了，又不熟悉北京，干脆讓羽太信子主家政。
一家人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魯迅有300來元，周作人也有240元，建人雖無正式工作，但翻譯、寫作也有所收入。
在這種情況下，信子的感覺越來越好，威勢也越來越大，經濟上開始失控。
同時，信子與其他人的矛盾也激烈起來。
例如，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差不多已經完全日本化，他對日本生活方式的迷戀已經有些走火入魔了。
魯迅看不慣信子的那些地方，比如看病不管大小，都要請日本醫(yī)生，而這恰恰是周作人感到習慣的。
雖然在有些地方，周作人也并不都是支持信子的，但他怕信子鬧，便只好用妥協(xié)、退讓甚至屈辱來換取安寧。
例如他們一家出去郊游，三弟建人也想去，而被信子羞辱，周作人卻一聲不吭。
再說與魯迅的矛盾，周作人自己后來也說：“要天天創(chuàng)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犧牲與兄長的情誼。
”他與魯迅的決裂，原來是為了滿足信子“天天創(chuàng)造新生活”的要求，因此，決裂顯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出于羽太信子的意志。
周作人一生都是很顧家，對信子是很忠誠的，在早年就與劉半農、錢玄同等結成“三不會”，即不賭不嫖不納妾，從無出軌情事，也因此很鄙薄“多妻”、“娶妾”之類。
盡管自己也知道，他落水當漢奸，走到從未想像到的“壽則多辱”的境地，跟信子多少有些關系，卻從無半句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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