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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古代史論文
關于中國古代史論文【1】
悠悠五千年華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豈料到了如今，竟然還敵不過歐洲中世紀、日本戰(zhàn)國之類雕蟲小技膾炙網(wǎng)民，真乃奇恥大辱也!本文撰寫的目的，就是要通過縱談的形式，展現(xiàn)華夏先進的軍事文化，用鐵的事實證明華夏兵家的偉大!
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卻絕非易事。
由于我國史學者的失職，可以尋找到的相關資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語的照搬、五花八門兵器的羅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紹，以如此凌亂的咨料，想撰寫高質(zhì)量的縱談實在是頗費思量的事情。
為此，筆者不但要查閱大量相關資料，甚至還要從許多不相關的資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經(jīng)過分析、歸納、到撰寫成文，斷斷續(xù)續(xù)歷時近2個月，著實大費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縱談終于是完成了。
雖然還有諸如火器、雜兵器、野戰(zhàn)戰(zhàn)術之類內(nèi)容暫時未能涉及，但筆者可以自信的說，這已經(jīng)是至今為止網(wǎng)絡上介紹最為系統(tǒng)、最有參考價值、也最言簡意賅的關于中國古代兵器的普及讀本了。
即使圖書中也難有匹敵者!呵呵，這可不是自賣自夸，而是由于查閱了大量資料，加上筆者認真的研究分析，實在沒理由達不到這種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雞蛋了。
筆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夠?qū)υ圩约业谋椅幕鄮追謿J佩與自豪，對歐洲中世紀、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謂日本戰(zhàn)國文化多幾分冷靜比較，這就是筆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 刀與劍
深思的是，歷史會如此迂回。
劍并非中原發(fā)明，刀才是正宗原產(chǎn)，然而從東周到西漢初，刀卻一度被廢棄了，而長刀則消沉得更久。
商代銅刀長度很短，長者也只與羅馬短劍相當，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許正因短刀重量較沉，靈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劍，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響廢刀用劍了。
短刀第二次出現(xiàn)已經(jīng)是時隔 8、 900年的西漢了。
西漢是鐵的時代，蓬勃興起的煉鋼業(yè)將漢軍隊鑄成為那個時代罕見的鋼鐵雄師。
鋼鐵提供了兵器更為堅韌的骨骼，催生出長達 1米的環(huán)首刀。
在尚無馬鞍和馬蹬的騎兵眼中，那粗獷有余細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蘊含了前所未見的凌厲殺氣，厚實的刀背將輕易承受住猛烈揮砍的應力，使他們化身為撲襲的獵鷹。
環(huán)首刀徹底取代長劍是在東漢末年，在那之后它將作為一個經(jīng)典和傳奇橫跨過 300年時光直達隋唐。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東晉就出現(xiàn)了分裂，導致兩種刀式的并行發(fā)展，一種是直窄樣式，另一種是近代常見的寬體樣式。
但古人對事物的革新總是異常謹慎，就如同他們腰里別著劍鞘千余年，才在波斯雙環(huán)的影響下，用繩將刀劍掛在腰際，寬體刀還要再承受幾百年的寂寞。
對環(huán)首刀的改進就是增加護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圓環(huán)，這個轉(zhuǎn)變自魏晉始至唐成熟，但這已經(jīng)使環(huán)首刀再無法稱為環(huán)首了。
改進后的刀分為三種，其中的戰(zhàn)刀稱作橫刀。
盡管環(huán)首刀日后將在中國完全絕跡，但'唐樣大刀'卻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動亂的年代到來了，那稱得上帝國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充斥著嗜殺成性的暴君，戰(zhàn)亂迭起刺激了武器技術的發(fā)展。
攘平動亂的宋朝既是刀復歸的時代，也是刀發(fā)揚的時代，短刀改變了，長刀東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聯(lián)為一體的刀脊，令同樣寬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應力，從而斬甲斷骨，但卻缺乏使刀刃開膛破腹的流暢弧線。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韌有余而剛硬不足。
但這只是歐洲和西亞的難題，中國用堅重的寬體刀將兩者合而為一，這完美的結合將只有日本太刀的靈活鋒銳可以打破。
太刀說來就來了，高碳鋼精鍛而成的微弧刀身異常迅猛，令人與兵器皆數(shù)粗制濫造的明軍大為惶恐。
師夷長技不敢當，因為明軍缺乏倭寇的野蠻，但對兵器樣式的學習倒顯得相當誠懇。
于是明軍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從 1米長的單手刀，到 2米長的雙手刀，連騎兵也未能脫離此列。
可惜武備無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貪腐和人心叛離，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終斷送了華夏基業(yè)。
當歐洲槍炮在中國土地炸響時，無論精致的武官刀，還是寬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處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臺是抗日戰(zhàn)爭，但目的只是為了繳獲槍炮，當然或許騎兵還繼續(xù)使用過一段，總之刀衰落了。
劍有三個要素，一是長度，二是靈活性，三是結構強度。
長度利于先發(fā)制人和擴大防護，靈活性利于攻守應變，結構強度則決定劍的彎折。
短劍靈活有余而長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現(xiàn)樹立了劍之地位的春秋戰(zhàn)國之交，劍的長度也在逐步延長。
延長的辦法是改進劍身剖面，或許還會將背和刃分用含錫不同的銅水澆鑄，這些辦法都有助于提高劍身強度，使劍更為修長。
于是戰(zhàn)國便有了 6、70厘米長的銅劍，而在登峰造極的西漢，這項紀錄更突破了 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劍是中國武學的標志之一，但實際上這個標志卻只風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時光則更短。
隨著劍的不斷延長，問題出現(xiàn)了，固然長度能增強劍的攻擊優(yōu)勢，但卻降低了原先近距離擊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長的騎兵更是迫切需求專業(yè)的劈砍兵器。
于是環(huán)首刀應運而生，厚實的刀背比劍更不易彎折，同時制造工藝更簡單。
至于擊刺功能，與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長矛手將成為唯一的專業(yè)者。
劍曾將刀置于末路，但當技術更為提高后，刀又反過來要置劍于絕境了。
劍失去了實用功能，越來越歸于裝飾，向著高雅輕巧過渡，進入隋唐以后，就連官員也很少佩劍了。
不過當裝飾性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審美的需求就會掩蓋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劍就是證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當代那些裝飾華麗的匕首劍了。
當如今的人們津津樂道那些或纖細柔軟、或棱角方鈍的武術劍時，可曾想到劍的悲哀呢?
在刀劍間恩怨終結的同時，長刀也再度登場了。
因為長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幾百年，所以出現(xiàn)晚上幾百年，從同甘共苦的原則算起來倒也公平。
原始長刀除了刃平些、體窄些外，與斧鉞實在看不出多少差別，但再次復興的長刀，卻是得益于寬體短刀的發(fā)展，這點從東晉時期出現(xiàn)了可裝長柄的寬體短刀可以看出。
不過寬體長刀的正式出現(xiàn)可沒那麼早，東晉的偶然創(chuàng)新也許僅是騎戰(zhàn)時代的激情爆發(fā)，就像南北朝個別長達 1.6米的環(huán)首刀不代表其常規(guī)長度一樣。
長刀復興后最早出現(xiàn)的是擁有兩刃的陌刀，這種刀至今雖未見實物，不過從其宋代繼承者掉刀那里，還是依稀可辨其三尖兩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稱刀之極長，因為過長意味著攻擊緩慢和不便揮舞， 2米以上 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達 3米。
陌刀曾在唐軍中叱咤一時，陌刀隊列陣于前橫向密進，大刀紛落敵陣，每擊都討得數(shù)人斃傷，所向無前。
但也許是作為砍擊兵器雙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見記載了，取代之占主導地位的是寬體長刀。
與宋代人文發(fā)達和軍事軟弱相比照，長刀的裝飾也是偏于華麗失之實際，但這并不能埋沒宋代長刀的歷史地位。
宋代為長刀創(chuàng)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詳?shù)馁仍碌�、眉尖刀、鳳嘴刀、戟刀等都是那個時代出現(xiàn)的，以至明清兩代除分別創(chuàng)立鉤鐮刀和長桿鐮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難再有新樣式。
長刀應該比短刀更早衰落，隨著清帝國的崩潰，新式軍隊也許仍裝備短刀，笨重的長刀卻絕不會再用了。
第二章 戈與矛
早期的戈簡單說就是歪頭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長刀，是因為當時盛行車戰(zhàn)，而車戰(zhàn)的近戰(zhàn)是在戰(zhàn)車交錯時展開的，用矛的話很難借助戰(zhàn)車的沖力，同時也難以在交錯的瞬間擊中目標，沉甸甸的長刀則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損失效。
于是善于啄殺的戈就成了當然的主力。
春秋戰(zhàn)國之交，戰(zhàn)爭規(guī)模日益升級，類似歐洲中世紀的戰(zhàn)爭游戲變成了人民戰(zhàn)爭。
一待翻山越嶺的步兵使戰(zhàn)場不再局限于平原，銅弩機的使用令弩手升級為射馬殺人的好手，戰(zhàn)術謀略極大豐富，戰(zhàn)車的末日也就來到了。
但老派'騎士'的虛榮心此時尚未完全熄滅，于是戰(zhàn)車有了更多的戰(zhàn)馬、更厚更多的盾甲、連兩側軸頭都裝了驅(qū)殺步兵的扁矛，戈也發(fā)生了變化，頭部變成弧形，內(nèi)刃加長像鐮刀，外刃增強了推的殺傷力，用推來對付步兵的圍攻。
可惜這一切還是無濟于事，戰(zhàn)車的終結到來于西漢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點，比如頭部易脫落、因揮擊而攻擊緩慢等。
所以后來戈通用的裝頭方法只有綁縛，看起來簡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緊。
不過揮擊緩慢是沒治了，而且桿部由于抗力方向問題還更易折斷，推又不如刺靈巧鋒利，到頭來唯一不可取代的價值還是啄。
因此隨著戰(zhàn)車的衰落，步兵擺脫了最大的側面威脅，其存在就變得毫無價值了。
矛的地位不遜于戈，戰(zhàn)車上往往也會裝備 1 - 2支長矛以備不時之需，但矛卻始終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補了空白。
戟的出現(xiàn)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過并沒在戰(zhàn)斗中顯示出明顯優(yōu)勢，因此沒能得到重視。
到了秦漢，也許是戰(zhàn)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適應失去戈的轉(zhuǎn)變，戟就突然成了寵兒。
但戟也存在缺點。
比如容易被攪纏，漢代有種叫鉤鑲的帶鉤小盾就是專用來攪纏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給持戟人一刀。
另外騎兵沖鋒對戟的推鉤功能也不太依賴，刺的同時又推是多此一舉，鉤固然有用，但也帶來了戈的老毛病-頭部易脫落。
因此到了東漢，長戟的戟枝就越來越向前了，說白了就是像叉了，經(jīng)過魏晉更干脆把戟廢了，轉(zhuǎn)而全力發(fā)展矛。
這時候就該矛唱獨角戲了，長刀的出現(xiàn)還要再過幾百年，大斧則只是輔助兵器，所以矛在當時的長兵器序列里可謂一枝獨秀。
矛又叫槊，又分為馬槊和步槊，興起于漢末，估計那些三國名將絕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戰(zhàn)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時期，因為此時中原騎戰(zhàn)鼎盛，而身披兩襠鎧的重裝騎兵正是以槊和弓箭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較簡單，因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組武器序列中的一種罷了，用途在于較安全的刺倒敵人，掩護短刀手作戰(zhàn)。
因此對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藝是否高強，并非考察的關鍵。
馬槊的使用較復雜，因為槊不同于歐式長矛，后者單手持用只用于沖鋒，前者則雙手持用既沖鋒又近戰(zhàn)。
當騎兵沖入敵陣后會展開沖蕩，此時攻防的方向和范圍都遠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馳顛簸的馬背上，加之槊長達 4米的慣性，毫無疑問，不經(jīng)過一定的嚴格訓練很容易破綻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稱槍，宋代是槍的黃金時代，種類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也許是對騎兵正面突破的依賴降低的緣故，馬槍的長度略有縮短，使其更靈活，同時制作更精良。
宋代馬槍頭部一般都有刺和鉤的雙重用途，槍后有可插入地的鐵鐓，桿上還有牛皮編成的提繩，看起來實在很體貼。
進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槍的種類也就簡化了，清代騎射起家，對冷兵器情有獨鐘，于是槍的種類再次豐富，甚至出現(xiàn)了近 5米長的釘槍，已達中國長兵器長度禁忌的極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麼用。
矛最后的舞臺是抗日戰(zhàn)爭，紅纓槍的廣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為當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運與其祖先當初一樣，隨著歐洲槍炮的隆作，華夏無敵的美夢幻滅了，隨著玩具槍的出現(xiàn)，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睞擁有紅纓槍的孩子了。
關于中國古代史論文【2】
中華文化孕育中華法系，演化出禮刑共用的倫理化法律制度。
這種由道德自律和法律強制所構成的倫理化法律制度，講究道德，崇尚禮儀，推廣政教，明正刑罰。
道德自律與法律強制相比較，道德自律要求人們積極向善，法律強制要求人們畏法向善，這是歷代統(tǒng)治者所標榜垂范于后世的永遠不變的原則。
在中國傳統(tǒng)觀念中，富是財富，貴是權力地位。
富在古代被看做“五�！敝唬奥犅敹赂弧�，“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注：見《尚書?洪范》孔穎達疏。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說明富可以靠經(jīng)營和智慧得到。
貴在古代被看做“王命之官”。
按照古代刑法中的議貴的范圍，在漢代是縣令以上的官，以后則規(guī)范到三品以上職事官。
富與貴相比較，富者未必貴，致富有多種途徑;貴者一定富，致貴則只有為官一途。
研究道德自律、法律強制、致富之道、為貴之途之間的整合或沖突，就必須了解它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環(huán)境。
社會環(huán)境倡行道德，嚴明法律，鼓勵致富，多途選官，當然是順應社會的發(fā)展。
然而，在中國古代相對匱乏的經(jīng)濟條件和官僚政治體制下，很難看到具體效果。
有人說是靠命運，也有人說靠人為;有人說靠機緣，也有人說靠努力，為什么在同樣的條件下會有不同樣的結果?如果納入政治范圍來解釋，或許會可以解明其中一些疑惑。
一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
也就是說，政府用行政力量來開導，民眾不服從時，就用刑罰來制裁，民眾為了避免刑罰而服從，但無廉恥之心而規(guī)避;政府用道德力量來開導，民眾不服從時，用禮來督促，民眾就會有廉恥之心而遵從。
根據(jù)這個道理，自漢代制定禮刑相輔與以禮入刑的原則以來，就成為古代立法的中心思想。
在法制上，雖然代有因革損益，但這種中心思想未變。
可以說《唐律疏義?名例》中提出的“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與孔子所講的意旨同歸。
道德的存在范圍原本極為廣泛，并沒有什么界限，但在古代政治的作用下，政治規(guī)范著道德;把它局限在“五倫”之中。
儒家倫理的“五倫”結構，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逐漸演變而成的。
在《論語》中記載孔子與其弟子的問答，弟子凡37問，孔子給予不同的回答，但總的可以歸結為“仁”，所以有人稱孔學為仁學。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學而》)。
孔子在《論語》中僅提到親子關系的孝與兄弟關系的悌。
在《禮記?內(nèi)則》中提到男主外、女主內(nèi)。
在《禮記?中庸》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等記載，疏引鄭玄：“中庸者，以其記載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jí@①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依鄭玄見解，五倫關系是孔子之孫孔jí@①概括出來的，遞衍至孟子，才完全建立起五倫的理論，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梁啟超認為：“君如何始得為君，以履行對臣的道德責任，故謂之君，反是則君不君。
臣如何始得為臣，以履行對君的道德責任，故謂之臣，反是則臣不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然。
若是者，謂之五倫。
五倫完全成立于相互對等關系之上，實則相人偶的五種方式。
”(注：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華書局1924年版。
)梁啟超強調(diào)對等關系，卻忽略了制約著“五倫”的上下有別的政治不平等關系，而這種不平等的關系不僅在倫理道德中反映明顯，而且是用法律加以規(guī)范。
眾所周知，五倫是在古代社會和君主政治體系中導引出來的，內(nèi)涵著嚴格的尊卑意識。
尊卑上下的等級分明，表現(xiàn)為明顯的階級差異，而這種階級差異建立在社會政治的基礎上，就會出現(xiàn)明顯的不平等。
以《唐律》而言，雖然朋友一倫中關于借貸、交易的信，可以屬于相互平等，但在違約負債上還是偏頗于債權人;至于父子、君臣、夫婦、兄弟，都是依照尊卑上下而分出等級差別。
這樣，在法律上，官吏、地主所受的法律制裁就有別于平民百姓;在日常禮儀上，士紳就是不同于普通百姓;在道德規(guī)范上，官吏與庶民就是有明顯的差別;在行為規(guī)范上，君子就是不同于小人。
這種不平等正好反映道德和刑罰的本質(zhì)，也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政治觀。
政治上的尊卑等級在富貴的概念上也有明顯的體現(xiàn)。
所謂“問國君之富，數(shù)地以對山澤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刀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對;問庶人之富，數(shù)畜而對。
”(注：《太平御覽》卷471《人事部?富》引《禮記》曰。
)這里完全是按照政治等級而論的，說明富的不平等。
對富的追求也有不同的態(tài)度，“儒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禮記?儒行》)的觀念，也有“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的認識，承認富是所有人都希望的。
貴的概念則等級觀念更為突出，“夫帶三寸之印，拖丈八之組，戴貂曷鳥之尾，建千丈之城，游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注：《太平御覽》卷470《人事部?貴盛》引《蘇子》曰。
)這是貴的主要標志。
在中國古代的認識中，富者不見得就是貴，而貴者就一定富。
“夫貴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乃為官也;然欲富者，非為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愿也”(注：《初學記?富貴》。
)。
發(fā)財致富，可以成為每個人的志愿，也是人類的共同欲望。
富是人人可求的，貴則不然，在中國古代社會，貴比富更難求，雖然貴也是人們的欲望，但畢竟取得要有許多條件，正如孔子所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
既然富貴取之必須有“道”，因此無論是在道德還是在刑罰中，對那種“不道”都有所譴責與懲治。
在道德上，要求“富而有禮”(《禮記?表記》)，“富而無驕”(《論語?學而》)，“富而能臣”(《左傳?定公十三年》)，“貴有常尊”(《左傳?襄公十二年》)，“貴不慊于上”(《禮記?坊記》)，“貴而知懼”(《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對于那種非道致富，富貴而不知用，無不認為是取禍之淵，稱之為三患：“富貴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
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蹶身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wèi)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注：《呂氏春秋?孟春紀?本生》。
)。
在刑罰上雖然沒有明顯規(guī)定富貴的界限，也沒有如何處治富貴的條文，但有對那些非法致富和貴而凌上的行為卻有懲罰規(guī)定。
如果把禮、刑、富、貴納入整個社會整體，它們都不是獨立的。
如果把禮、刑、富、貴納入政治體系中，則禮、刑、富、貴又不得不服從政治。
在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權力是代表社會秩序的主體，“既不是發(fā)生于社會沖突，又不是發(fā)生于社會合作;它是發(fā)生于社會繼替的過程，是教化性的權力，或是爸爸式的”(注：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上海觀察社1948年版，第70頁。
)。
這種政治權力形態(tài)的本質(zhì)是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的，也是絕對的。
權力允許，就是德政;權力不允許，也是理所當然。
權力來自最高權力者的意志，權力的分配是恩典，取得者也要看輸誠盡忠的程度。
在社會和政權穩(wěn)定時期，這種分配和輸誠盡忠還可以在制度化共識之下，按部就班地運作。
但是，在充滿著危機而混亂的時期，這種分配和輸誠盡忠就不可能有制度化的共識，制度化的規(guī)則也難以產(chǎn)生作用。
制度規(guī)則的破壞意味著政治的昏暗，向當權者輸誠盡忠則成為保證權力和利益的唯一條件。
此時，政治權力成為決定因素，成為結黨營私，瓜分經(jīng)濟利益的手段;反過來，結黨營私和經(jīng)濟利益也就成為不可缺的要素，兩者互相作用。
可以說“富”與“貴”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是推動個人進取和社會進步的動力;“禮”與“刑”是社會的規(guī)范，是維持社會秩序和穩(wěn)定的重要工具。
然而，在政治權力的作用下，道德的原則被破壞，刑罰的公正被扭曲，權力所有者對富貴的追求也表現(xiàn)出不擇手段，使社會是非顛倒，風氣敗壞，人心險惡，貪風盛行。
因此，有必要對禮、刑、富、貴四者之間的整合或沖突在中國古代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進行探討。
二
現(xiàn)代人們把財富和權力當作一種社會資源，尤其是權力，它在中國古代是一種稀有資源，它不但掌握著其他資源的命脈，而且控制著整個社會，成為決定掌握其他資源的主要條件。
權力成為決定的條件，政治的效用就高于一切，“政治權力成為結黨營私，瓜分經(jīng)濟利益與錢財?shù)牟欢侄巍?/p>
反過來，錢財也成為經(jīng)營政治勢力不可或缺的要件，兩者互相搓揉共生”(注：葉啟政：《當前臺灣社會重利愛財之價值取向的解析》，載《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987—1008頁，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2年。
)。
在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專制主義政治體制下;用政治權力來謀取財富，用財富來謀取政治權力，幾乎成為慣例。
在中國古代，財富獲得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人的性情都有求財?shù)挠?只要不辱祖先的行業(yè)，每人都應擇一業(yè)治生;在一個上軌道的國家，貧窮是可恥的。
求財致富的手段不外乎作力、斗智、爭時;出奇創(chuàng)新亦多可致富”(注：劉翠溶：《中國人的財富觀念》，載《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705—720頁，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2年。
)。
這是專門就普通人的財富獲得而言，說明財富的有無不取決于權力的大小，但在中國古代確實存在著權力的大小決定財富多少的問題，而取得權力實際上也是獲取財富的最佳途徑。
記得呂不韋在“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注：《史記》卷85《呂不韋列傳》。
)以后，把耕田、經(jīng)營和當官的贏利進行了比較，得出當官利潤最大的結論，將千金全部投入謀取官職。
司馬遷在敘述致富的各種途徑時，也提到：“無財作力，少有斗智，既饒爭時”的致富的總脈絡，同時特別指出“富者必用奇勝”。
在歷數(shù)致富的事例之后，司馬遷得出“富無經(jīng)業(yè)，則貨無常主，能者輻còu@②，不肖者瓦解。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臣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
)的結論。
素封：《史記正義》認為是“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yǎng)之給，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
司馬遷把富有的程度與王公貴族比較，認為這些富有者只能與貴進行比擬，但不是實際的貴。
這既說明了在傳統(tǒng)社會的政治權力的決定作用，也說明了政治權力對財富的控制能力，更表明政治權力對財富有絕對的優(yōu)勢。
道德和富貴實際上是兩種價值觀念，道德可以稱之為理想的價值觀念，富貴則是現(xiàn)實的價值觀念。
理想是高于現(xiàn)實的，也是基于現(xiàn)實的基礎上出現(xiàn)的，以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對富貴的看法，就可以證明。
比如說，“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記?表記》)，“仁者以財發(fā)身，不仁者以身發(fā)財”(《禮記?曲禮》)，是基于道德上的認識，因為社會現(xiàn)實就是：驕淫等于招禍之源，“圣人重其道而輕其祿，眾人重其祿而輕其道”(《鹽鐵論?貧富》)，期望的是道德，卻又不得不看到現(xiàn)實。
“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富者不仁，仁者好施”(《孟子?滕文公上》趙歧注)是對現(xiàn)實批評和感嘆，也是基于現(xiàn)實的提升。
“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是基于道德上的勸勉，也是現(xiàn)實生活的提升。
從這些道德上的認識來看，可以發(fā)現(xiàn)道德觀念上的違道必然會得到相反的效果，而這些效果則是現(xiàn)實的，更主要的則是基于法律的違犯和政治上的災難，因為違反道德規(guī)范，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律是道德的保護，也是維護道德存在的保證。
在傳統(tǒng)的立法思想中，“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尚書?大傳》)。
這是中國古代一成不變的立法原則，也是統(tǒng)治者所標榜的德政，但在傳統(tǒng)的人治社會，這種原則和德政往往會被扭曲。
道德規(guī)范要求人們按一定規(guī)范來制約自己的行為，而法律則規(guī)范著人們的行為。
由于法律的制裁結果是以強制為前提的，這樣法律的執(zhí)行者就有權力。
固然，法律執(zhí)行者必須嚴格按法律實行，但對法律的解釋和運用卻始終掌握在當權者手中。
“然其律法簡古，文義深邃，治獄之吏非老于案牘者，則未盡知。
茍或法司獄成，定擬之際，先失詳明，誤乖律義，致有輕重出入之非，而況罪誣于人否，則終身之玷，而死者不能復生。
”(注：《律解辯疑所載律文?序》，《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一冊，第277頁。
)雖然國家有律條，官府有律例的集解、疏義等，但執(zhí)行者仍然有很大的余地，若是“吹事好求，苛刻是務”，也就難免出現(xiàn)“以深文巧詆為能，以哀矜勿喜為拙。
故入夫罪則旋添情節(jié)以合律妄，引夫例則摘去字句以從招，甚至清托徇人，通賄自鬻于以枉，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注：(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97《聽訟?前言》引毛愷曰。
)的現(xiàn)象，那么，濫詞、濫拘、濫禁、濫刑、濫擬、濫罰等情況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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