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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傳導機制論文
一、引言
20 世紀以來爆發(fā)的兩次全球性經濟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在使亞太經濟陷入低迷的同時，也使中國經濟經受了不小的沖擊。據統(tǒng)計，在短短兩年間(1997—1998 年和2007—2008 年)，中國的GDP 增長放緩了16.13%和32.39%，下降十分顯著。① 兩次危機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由面及點的傳播模式傳遞著這樣一個訊息：在外部經濟萎靡的狀況下，中國經濟難以獨善其身，也即中國—亞太經濟存在同步性。一直以來，亞太地區(qū)都是中國至關重要的經濟依托。2013年，中國與亞太經濟體②的貿易額達23182.5億美元，占中國當年貿易總額的55.7%③;中國實際使用外資1175.83億美元，來自中國香港、日本、美國、新加坡、韓國的資金為935.58億美元，占比79.57%。④ 那么，這種強烈的貿易、金融聯系是否與中國—亞太經濟所表現出來的同步性存在某種內在聯系?如果有，這些因素又在其中扮演著何種角色?進一步地，除此之外，是否仍存有其他影響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因素?近年來，建立亞太自貿區(qū)的呼聲日漸高漲、構建亞元的機制也日益成熟。在這種貿易、金融聯系日臻緊密的大背景下，充分認識貿易、金融等因素在強化中國—亞太經濟聯系中的作用，全面刻畫其傳導機制遂顯得尤為重要，成為學界十分有益而又亟需解決的一項議題。
本文以1992—2012年中國與亞太15個國家(地區(qū))⑤的數據作為樣本數據，詳細刻畫了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傳導機制。特別地，本文通過聯立方程模型架構起貿易、分工、金融與經濟周期同步性之間復雜的內在聯系，并采用3SLS克服估計過程中的內生性、共線性問題，最終從中甄別出各個因素影響經濟周期同步性的直接、間接傳導路徑。另外，為嚴謹起見，本文又通過改變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度量方法以及聯立方程模型的估計方法，對結果的穩(wěn)健性做了更進一步的檢驗。
二、文獻述評
經濟周期同步性或者說經濟周期協(xié)動性(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指的是某一周期內產出在波動方向和幅度上所表現出來的相關性。一直以來，經濟周期都是經濟學家關注的重點話題之一。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qū)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各國經濟周期的合拍性日漸凸顯，這種合拍性如何在國家間傳導遂進入經濟學家的視野，成為討論的焦點。一國的經濟波動主要以國際貨幣市場和國際貨物市場為傳播途徑在其他國家間蔓延。目前，學界對于經濟周期同步性傳導機制的認識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雙邊貿易、金融以及專業(yè)化分工，其中，關于貿易對經濟周期同步性影響的研究相對后面兩個因素而言起步更早、結論也更為統(tǒng)一。
首先，就貿易而言，它對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影響不一而足，概括起來，主要存在兩種方式。一種是當國家間的產業(yè)內貿易占主導地位時，正向的產出沖擊將使一國增加其對它國產品的需求，進而刺激它國經濟與本國經濟同步增長(McKinnon，1963;Frankel 和Rose，1998;Clark 和van Wincoop，2001;Baxter 和Koupiratsas，2005);另一種則是當產業(yè)間貿易是國家間貿易的主要形式時，雙邊貿易的發(fā)展使得各國在不同產業(yè)間的專業(yè)化分工逐漸深化，因而特定產業(yè)的沖擊對各國同一產業(yè)的影響呈不對稱性，各國經濟的同步性降低(Kenen，1969;Krugman，1993;Fidrmuc，2001;Gruben、Koo 和Eric，2002;Shin 和Wang，2003、2004)。
其次，就金融而言，它在經濟周期同步性的作用也尚未有一個相對統(tǒng)一的說法。在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一國有限的國際借貸能力將阻礙國際間的資源配置、迫使投資者投資于國內，從而使得國家間經濟的同步性得以強化，然而，不完全信息、流動性約束以及制度管制等因素可能會導致“羊群效應”的產生，使得投資者從某個或者某些國家同時撤資，國家間的產出相關性由此得以弱化(Imbs，2006)。另外，鑒于風險分擔與分工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Kalemli-Ozcan、Sorensen 和Yosha，2001)，金融也可能以分工為橋梁強化或者弱化它對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影響(Imbs，2004;Xie、Cheng和Chia，2013)。
再者，就是專業(yè)化分工，貿易、金融一體化的發(fā)展都有可能導致專業(yè)化分工的深化，因此，不少文獻都將其獨立出來，也羅列為影響經濟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與金融這一因素一樣，專業(yè)化分工或者說產業(yè)結構相似度對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影響尚不明確。Imbs(2004、2006)，Lee和Azali(2010)以及Xie、Cheng和Chia(2013)指出，產業(yè)結構相似度越高的國家，其經濟周期的同步性也越強。然而，Clark 和vanWincoop(2001)，Otto 和Voss(2001)，Cerqueira 和Martins(2009)以及Hsu、Wu和Yau(2011)卻發(fā)現上述關系并不顯著。另外，Baxter 和Koupiratsas(2005)還發(fā)現該因素對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影響也并不穩(wěn)健。
除了貿易、金融、分工這三個因素之外，經濟政策協(xié)調度亦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之一。國家間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相關性以及匯率的波動程度是衡量經濟政策協(xié)調度的三個重要指標，亦是影響國家間產出相關性的重要因素(Inklaar、Jong-A-Pin 和Haan，2008)。然而，在亞太地區(qū)/東盟的研究中，貨幣政策協(xié)調度對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影響始終并不顯著(張昱和田興，2011;Xie、Cheng 和Chia，2013)。另外，其他諸如兩國間的距離、共同邊界、共同語言之類的因素也是解釋經濟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因素之一(Xie、Cheng和Chia，2013)。
隨著亞太經貿關系的加深和拓展，亞太地區(qū)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問題開始受到關注。Crosby(2003)指出，除了貿易強度之外，貨幣政策的協(xié)調度、制造部門的規(guī)模等變量都能解釋1980—1999 年亞太地區(qū)的經濟周期同步性，然而，Kumakura(2006)卻得到與之截然相反的結論—— 貿易能夠成為解釋經濟周期同步性的變量，并且，電子產業(yè)的分工也是影響亞太經濟周期性的一個重要因素。Xie、Cheng 和Chia(2013)在肯定貿易、分工對亞太各經濟體產出相關性作用的同時，還發(fā)現貿易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對產業(yè)間分工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并且在金融危機后，金融一體化、匯率波動對亞太各國經濟周期同步性也同樣具有顯著影響。
中國是亞太地區(qū)第二大經濟體，在亞太經濟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受益于區(qū)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深，中國與亞太地區(qū)的貿易、金融聯系日趨緊密。然而，不可否認，中國經濟在享受由此帶來的福利的同時，也越來越容易受到它國經濟的影響。有鑒于此，將中國—亞太從現有的關于亞太整體的研究中獨立出來以探討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就顯得尤為必要，但可惜的是，對此的研究尚停留在中國—東盟或者中國—東亞層面上(任志祥和宋玉華，2004;杜群陽和宋玉華，2005;張兵，2006;程傳海，2007;喻旭蘭，2007;張昱和田興，2011;杜群陽和朱劍光，2011等)，未將諸如美國、加拿大之類的重要伙伴國納入其間。因此，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對象，彌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另外，本文運用聯立方程模型考量了金融、貿易、分工與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之間的關系問題，從中同時識別出經濟周期同步性的直接、間接傳導機制。需要指出的是，有別于Imbs(2004)，Xie、Cheng和Chia(2013)的聯立方程模型，本文所用的聯立方程模型不僅對方程的設置做了進一步的修繕(考量了金融對貿易的影響)，更對其中的變量做了全面的擴充(加入解釋金融一體化的相關變量)，使方程涵蓋的內容得以最大限度地拓寬。
三、數據
本文選取亞太15 個國家和地區(qū)在1992—2012年間的數據作為樣本數據。這15個國家和地區(qū)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秘魯、智利。憑借地緣優(yōu)勢或者經濟實力，其中絕大部分國家(地區(qū))均與中國保持著相當緊密的貿易或金融聯系，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作用可見一斑，而這也是本文研究的現實意義之一。
(一)指標的測度及數據來源說明
在研究過程中涉及諸如經濟周期同步性、貿易一體化、金融一體化及專業(yè)化分工程度等多個指標的測算，本文所用指標的理論來源、測度方法及使用數據的來源做了界定與歸總。
(二)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
1、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的特征事實作為中國重要的經貿伙伴，亞太地區(qū)的經濟與中國經濟休戚相關。中國與亞太15 個國家(地區(qū))1992—2012 年GDP 的增長狀況。1992—2012年間，中國的GDP以高于亞太各國(地區(qū))的增長率穩(wěn)步攀升，截至2012年，中國的GDP 總量已成功超越日本雄踞亞太第二，然而，將中國的GDP 走勢與亞太各國的GDP 走勢進行逐個比較后可以發(fā)現，中國與亞太經濟體的GDP 折線圖呈現出大致相同或相似的形狀，并且，在特殊年份——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與亞太各國(地區(qū))的經濟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沖擊，GDP 增長顯著放緩甚至大幅下降。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亞太經濟具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特點，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或多或少地建立在亞太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礎之上，不可能在面臨共同沖擊時獨善其身。
進一步地，利用現有指標對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的程度加以測度。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周期同步性的測度方法并不唯一，包括同步化指數法、簡單的無條件相關以及HP濾波法等多種方法。在此，本文將經z轉化后的HP濾波法(對應于表中所列第三種方法)作為衡量經濟周期同步性的主要指標，將其他三種方法得到的產出相關系數納入后續(xù)的穩(wěn)健性檢驗。1992—2012年間，ρ值均界于0.4—1 之間，并且，其分布嚴重右偏，有很大一部分值密集分布于1的左側，表明中國與亞太國家(地區(qū))之間的產出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然而，直接以ρ值進行回歸得到的誤差項不可能服從正態(tài)分布，并且，T、S、F 與ρ之間的關系不一定是線性關系⑥，有鑒于此，參照Inklaar、Jong-A-Pi 和Haan(2008)，Xie、Cheng 和Chia(2013)的做法，本文對ρ進行z 轉換(Fisher’s zTransformations)得到trans_ρ，在保證數值相對大小不變的前提下，使得ρ在轉換過后更適宜研究的需要。左右對比后不難發(fā)現，trans_ρ的分布更為均勻，肯定了進行z轉換的必要性。另外，兩者對任意變量的偏效應具有如下的一一對應關系：其中，K 代表方程(1)中的變量T、F、S 或其他表示政策協(xié)調性的變量，據此可知，以trans_ρ代替ρ進行偏效應的估計并不會對估計結果的符號產生影響，也不會使估計結果的數值大小在同一國家(地區(qū))組合中發(fā)生重大變化，因此，總體而言，z轉換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1992—2012年，中國與亞太各經濟體的trans_ρ 值在各個年份存在較大的波動，并且，各個國家(地區(qū))組合的波幅大小不一。其中，中國與菲律賓、加拿大、美國、秘魯、新加坡的trans_ρ值在各年的變化相對較小，而中國與日本的trans_ρ變化則相對較大。另外，各個組別的峰谷多有重合。較為明顯的兩處分別為1997 年和2008 年，在面臨金融危機這一共同沖擊時，中國—亞太經濟的相關性得以凸顯。另外幾處存在于金融危機之后，一處是金融危機爆發(fā)后一年，往往會出現一個谷點，表明各國多以保持國內經濟獨立性的方式來盡量避免危機波及本國;另一處則是谷點之后，通常會出現反彈，說明增加各國經濟相關性是各國實現經濟復蘇的普遍舉措。
綜上所述，不管是從現實數據還是從指標的測度結果來看，都可以得到中國與亞太各國(地區(qū))的產出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2、主要變量關系的描述性統(tǒng)計
根據Spearman 相關系數可以得到若干結論：(1)HP濾波法得到產出相關系數在z轉換前后存在很強的相關性;(2)HP 濾波法得到產出相關系數與其他兩種產出相關性的測度結果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3)貿易強度與產出的相關系數呈正相關關系，但不顯著;(4)產業(yè)結構的相似度與產出的相關系數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5)金融與產出的相關系數之間不顯著或者顯著性低。Pearman 與Spearman的結論基本一致，僅在第(3)點存有分歧。根據Pearman相關系數，貿易與產出的相關系數呈負相關關系，但顯著性同樣很低。因此，綜上所述，(1)、(2)、(4)、(5)是較為統(tǒng)一的結論，而第(3)點則有待于進一步的商榷。需要指出的是，Spearman 和Pearman 相關系數對主要變量的關系僅起到提示性的作用，更為詳細、可靠的檢驗仍需留待實證部分。
五、實證結果
結合1992—2012年中國與亞太15國(地區(qū))的樣本數據，本部分在聯立方程模型下由3SLS估計得到包括貿易、金融、分工和政策協(xié)調度在內的諸多因素對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影響及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最終由此勾勒出經濟周期同步性的直接、間接傳導機制。進一步地，為保證實證結果的有效性，本部分又通過變更經濟周期同步性的測度指標及回歸方法的方式對結果做了穩(wěn)健性檢驗。
(一)3SLS 估計結果
不僅估計結果的顯著性得到了明顯的改善，而且R2 也得到了較大的提升，由0.0174 上升至0.071，因此，加入X1 是十分有必要的。根據方程(1)的估計結果，T、F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雙邊貿易強度、金融一體化對增加中國與亞太經濟體的產出相關性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S、Erate 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中國與亞太國家(地區(qū))的產業(yè)結構相似度越高、匯率越穩(wěn)定，則其產出相關性也相
應地更高;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國家間產出相關性無顯著影響。根據方程(2)的估計結果，S、F的估計系數為一負一正，表示產業(yè)內分工(產業(yè)結構相似度高)、金融一體化能夠顯著提高中國與亞太經濟體的貿易強度;其他諸如GDP、雙邊距離、語言、邊界之類的變量的估計結果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并且，它們的符號與引力模型基本一致，因而也是影響雙邊貿易強度的重要因素。根據方程(3)的估計結果，T、F 的估計系數皆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代表貿易強度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對產業(yè)間分工(產業(yè)結構相似度低)具有促進作用;人均GDP 對分工的影響不顯著，但Gdpgap 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經濟發(fā)展差距越大，則兩國之間的產業(yè)結構差異越明顯。
進一步地，依據估計結果可以歸整出貿易、分工、金融等因素影響經濟周期同步性的直接、間接路徑。結果顯示，貿易一體化既可以直接增強中國—亞太的經濟周期同步性，也可以以產業(yè)間分工為橋梁弱化兩者之間的聯系，但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另外，對貿易一體化的直接影響進行分解后可以發(fā)現，相較金融一體化，由產業(yè)內分工引致的貿易在推動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中所發(fā)揮的作用更勝一籌;金融一體化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直接影響，間接影響則通過作用于國家(地區(qū))間的分工模式以及雙邊貿易使經濟波動在中國與亞太各國(地區(qū))之間傳導;中國與亞太經濟體的產業(yè)結構差異不僅會直接影響到兩國(地區(qū))間的產出相關性，也會通過影響雙邊貿易進而作用于兩國(地區(qū))間的產出聯系，并且，直接影響大于間接影響。另外，對該因素的直接影響進行分解后可以發(fā)現，貿易一體化引致的產業(yè)內分工對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的作用遠高于金融一體化引致的分工。綜合上述幾個方面，將貿易、金融、分工的直接影響、間接影響加總后比較得到，貿易的總影響最大，分工次之，金融最末。除此之外，國家(地區(qū))間的匯率波動也是經濟波動在中國與亞太之間傳播的途徑之一，但相較貿易、金融、分工而言，作用顯得比較微弱。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采用1992—2012年中國與亞太15國(地區(qū))的樣本數據，本文在Imbs(2004)，Xie、Cheng 和Chia(2013)的基礎上設立聯立方程模型，著重探討了貿易、金融、專業(yè)化分工與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之間復雜的內在聯系。對聯立方程模型進行3SLS估計后得到，貿易、金融一體化對增強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具有直接的正向影響，而專業(yè)化分工(產業(yè)結構差異)卻表現為直接的負向影響;貿易、金融與專業(yè)化分工之間同樣存在相互聯系，具體表現為：產業(yè)內分工和金融一體化對于深化中國與亞太經濟體的貿易一體化程度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貿易一體化與金融一體化對于促進產業(yè)間分工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有鑒于此，貿易、金融、分工這三個因素既可以直接發(fā)揮作用，也可以通過相互間的聯系間接發(fā)揮作用。將各自的直接作用與間接作用加總后比較得到，貿易在中國—亞太經濟周期同步性中所起的作用最強，分工緊隨其后，金融則相對較弱。另外，除了以上三個主要因素之外，國家間的匯率波動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以上結論在變換經濟周期同步性的衡量指標、變更估計方法后依然成立，表明結果十分穩(wěn)健。
亞太地區(qū)對于中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在這片土地上，不僅佇立著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fā)達國家，而且還存在著諸如韓國、中國香港之類眾多的新興工業(yè)化經濟體，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在發(fā)展?jié)摿ι隙疾蝗菪∮U。伴隨著區(qū)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亞太的經貿關系日漸緊密，亞太各國(地區(qū))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遂不斷凸顯。本文的結論在一定程度上為如何強化中國與亞太各國(地區(qū))的經濟聯系提供了一項可行的思路——推進中國與亞太各經濟體的匯率合作、金融一體化，尤其是貿易一體化進程。不可否認，經濟一體化能為中國經濟的長足發(fā)展提供助力，然而，由此帶來的潛在風險仍是不容小覷的。兩次金融危機所表現出來的傳播速度、破壞力以及中國在危機中所蒙受的損失依然鮮明，時時為中國經濟敲響著警鐘。有鑒于此，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中國—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同時，樹立必要的危機意識，建立和完善風險防御體系以保持經濟的穩(wěn)健增長遂顯得尤為迫切，很有可能成為日后工作的主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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