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精選的二審民事答辯狀范文

　　導語：法律文書是司法行政機關及當事人、律師等在解決訴訟和非訟案件時使用的文書，也包括司法機關的非規(guī)范性文件。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民事答辯狀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歡迎閱讀，僅供參考，更多相關的知識，請關注文書幫

　　精選答辯狀【范文一】:

　　答辯人：倪德華，男，××年×月×日出生，漢族，住××，系杭州市下城區(qū)××客運社業(yè)主。

　　答辯人現(xiàn)就上訴人的上訴觀點提出如下答辯意見：

　　首先，答辯人認為，本案是一起受全社會高度關注的民事案件，一審判決無論是程序還是實體都完全合法，并不存在著上訴人所述的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錯誤。

　　下面，就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所提出的三點理由，逐一答辯如下：

　　一、關于勾某實施的侵權行為是否為履行職務的行為，以及是否與其履行職務具有“內在聯(lián)系”的問題

　　上訴人認為，犯罪分子的殺人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有“密切的直接的聯(lián)系”。甚至認為，“勾海峰的侵權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至少與履行職務有內在聯(lián)系”(在上訴狀第3頁第3行)。

　　答辯人認為，上訴人觀點完全不能成立。

　　第一，勾某的侵權行為并非其履行職務的行為。上訴狀稱“勾海峰的侵權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這種觀點不僅讓法律人吃驚，更讓整個出租車行業(yè)乃至整個社會震驚。

　　因為，勾某的侵權行為表現(xiàn)為行兇殺人，而其履行職務行為只能是運送顧客，作為雇主授權或者指示范圍的經(jīng)營活動也只能是運送顧客。如果說出租車駕駛員剝奪他人生命這種犯罪行為被理解為是出租車駕駛員典型的職務行為，那么，豈不意味著殺人行為也被當然地包含在出租車司機的職務工作之中了嗎。顯然，這種觀點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更言之，勾某殺人的侵權行為不可能成為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

　　第二，勾某的殺人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不存在內在聯(lián)系。上訴人所說的“密切的直接的聯(lián)系”也并非法律(司法解釋第九條)所界定的“內在聯(lián)系”。

　　所謂的內在聯(lián)系，是指事物之間的必然的、本質的、規(guī)律性、固有的聯(lián)系，而非偶然的、表面的、非本質的聯(lián)系。答辯人承認本案兇手侵權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有一種外在的、偶然的、事實上的聯(lián)系，但絕不存在一種內在的聯(lián)系。

　　通俗一點講，勾某作為駕駛員，其履行職務的行為就是駕駛出租車運送旅客，該行為與其殺人的侵權行為之間，難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或者說本質的、規(guī)律性的、必然的聯(lián)系嗎?!若果真如此，還有誰敢坐車?誰敢開車?誰敢雇傭駕駛員?!這是從普遍意義上看。

　　再從本案的事實看，勾某殺人、盜竊的行為與其履行開車送客的職務行為之間何來本質的、必然的、規(guī)律性、固有的聯(lián)系?!受害人遇害既非勾某車輛故障所致，也非車禍意外所致，也非為車主牟利所致，更不是為了完成其雇傭活動的客觀需要所致，而是純粹的勾某個人的殺人、盜竊的犯罪故意所導致的，除了與其履行職務行為的時間、地點巧合外，并無彼此間內在的聯(lián)系。

　　第三，上訴狀用四個故事來證明勾某的殺人行為源自勾某的服務行為，因而得出駕駛員服務行為導致吳晶晶被害的結論。這個觀點不能成立。

　　具體說明如下：

　　首先，上訴狀中所述的四個事實并未交待該事實的出處，而且沒有一句完整的引用，均為片言只語，而是按照上訴狀的目的而選擇性引用。這種事實的論證顯然缺乏真實性與科學性。

　　其次，從具有權威性的兩次刑事判決認定的勾海峰犯罪事實來看，無論是一審還是二審刑事判決和裁定，均沒有上訴狀中描述的事實。相反，刑案的事實調查已經(jīng)充分證明了上訴狀中描述與事實不符。例如，上訴狀中稱被害人與勾海峰雙方“發(fā)生扭打”，而省高院(2005)浙刑一終字第167號刑事裁定書認定：“案內材料反映被害人平時膽小且性格內向，尸檢報告亦未發(fā)現(xiàn)有嚴重打斗痕跡。勾海峰上訴稱其因服務態(tài)度及車費問題遭被害人辱罵、雙方發(fā)生激烈沖突而殺人，不僅沒有證據(jù)證實，而且與本案實際不符。”

　　再次，上訴狀中描述的事實幾乎全都是未得到認證的勾海峰單方供詞，而勾海峰的供詞要么沒有任何佐證，要么已經(jīng)在刑事案件中的法庭調查中被證明與事實不符。據(jù)此論證，顯然不足為據(jù)。

　　例如，上訴狀中稱：“吳晶晶在遭受驚嚇后，要求勾海峰開慢一點、穩(wěn)一點”;“結合自己(勾海峰)幾天前的車禍已花了10000多元仍未處理號以及自己這幾天與女友吵架等不良心情”;“車門無法打開，致使吳晶晶在車上繼續(xù)‘嘮叨’”，以及“勾海峰又強行伸手欲將吳晶晶從車上拉下，遂發(fā)生扭打”等。這些描述均缺乏事實依據(jù)和證據(jù)佐證。而且，勾海峰的供詞中對受害人的描述諸多地方與受害人的家人、親戚以及同學對受害人的言談舉止評價恰恰相反，也從側面表明勾某供詞的不可信。至于社會上對本案事實的各種敘述都無法否認經(jīng)過質證而認定事實。

　　可見，上訴狀將已被法庭調查否定的事實以及無任何證據(jù)為佐證的兇手單方的供詞作為支持其上訴觀點的依據(jù)，顯然其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依照上訴狀中所描述的四個事實無法得出“駕駛員服務行為導致吳晶晶被害”的結論，進而也否定了勾某殺人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之間存在內在聯(lián)系。

　　二、關于雇主責任的法律理解問題

　　第一，雇主責任的確屬于替代責任，且不以雇主是否有過錯為要件，但并非如上訴人所說的“雇主即等同于雇員”，也不能簡單地說“雇員侵權就是雇主侵權”。畢竟，雇主和雇員具有相對獨立性。正因如此，法律規(guī)定雇主替代雇員承擔責任，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即“從事雇傭活動”。

　　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對此作了明確規(guī)定，“‘從事雇傭活動’，是指從事雇主授權或者指示范圍內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或者其他勞務活動。雇員的行為超出授權范圍，但其表現(xiàn)形式是履行職務或者與履行職務有內在聯(lián)系的，應當認定為‘從事雇傭活動’。”

　　上訴人將雇員的侵權行為無條件地等同于雇主的侵權行為的觀點，與現(xiàn)行我國法律規(guī)定不符。

　　第二，上訴狀用雇主理論中的“利益歸屬原則”來論證雇主應當替雇員承擔責任，但必須注意的是，該觀點的前提是：雇員只有構成“從事雇傭活動”發(fā)生的侵權，才談得上雇主承擔替代責任。然而，前述觀點已經(jīng)充分證明勾某的侵權行為不是履行職務，也與其履行職務無內在聯(lián)系，不屬于“從事雇傭活動”的情形。

　　如果上訴狀中所述的雇員行為等同于雇員行為的觀點成立的話，那么被上訴人就不是簡單的民事侵權人了，而是地地道道的犯罪分子了。因此，雇主責任作為替代責任必須考察其適用的條件。

　　三、關于被刑事判決否定的事實是否能成為本案認定的事實

　　第一，刑事判決、裁定對“勾海峰上訴稱其因服務態(tài)度及車費問題遭被害人辱罵、雙方發(fā)生激烈沖突而殺人”明確認定“不僅沒有證據(jù)證實，而且與本案實際不符”，而不是象上訴人所稱的“事實未予確認”。如此明確的認定，難道還不足以將該因車費及服務態(tài)度而引起殺人的事實予以排除?!難道民事案件就可以無視法律事實嗎?!相信所謂的民事證據(jù)高度蓋然性原則不可能是指將已經(jīng)證明了的事實予以相反解釋的論理。

　　第二，上訴狀始終把兇手勾海峰的供詞當作十分可靠的證據(jù)，并且認為，勾海峰在審查起訴、法院審理過程中，“均有穩(wěn)定的供述，’而且引用勾海峰的話來佐證：“至今天這個地步了，沒有必要說假話”。事實真的如此?兇手勾海峰究竟有沒有說假話?是否真的可信?

　　例如，省高院(2005)浙刑一終字第167號刑事裁定書查明：勾海峰稱其與吳晶晶發(fā)生激烈爭吵，吳晶晶大聲指責他，后兩人又發(fā)生互打。結果，無論是證人證言還是受害人的平時一貫的為人出世，及其尸檢報告都勾的供詞不符。而且，從常理看，勾某在犯罪后，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責，避免法律的嚴懲，從而將其犯罪行為的原因推給受害人，從而造成一種受害人也有過錯的假象。為此受害人的親友、同學也在不同場合對勾某口角之爭提出過異議。答辯人認為，相比于勾某的單方供詞，此種觀點更具真實性。

　　第三，上訴狀認為，“從民事審理的角度出發(fā)，當事人的‘自認’就足以產(chǎn)生相應的法律后果，而無需其他證據(jù)加以證實”，“且可以自愿承責換取裁判結果”。這個觀點顯然混淆了本案與刑案當事人的主體身份。上訴狀的觀點違背了一個基本事實——勾海峰不是本案的當事人，何來民事審理中的“自認”?又如何“自愿承責”?

　　綜上所述，勾某殺害他人生命的犯罪行為，不屬于“從事雇傭活動”。它既不屬于被上訴人雇主授權或者指示范圍內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或者其他勞務活動，而且，其外在表現(xiàn)形式也不屬于履行職務的行為，其與履行職務行為之間也不存在內在聯(lián)系。上訴狀中所述的事實僅以兇手勾某的供詞為依據(jù)，且與事實以及法院生效判決裁定不符，更不屬于自認。因而，一審判決是正確的。

　　鑒于以上事實與法律，敬請二審法院依法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此致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答辯人：倪德華

　　代理人：吳清旺唐炳洪

　　二○○五年九月八日

　　精選答辯狀【范文二】:

　　答辯人(原審原告)：AAA，男，19XX年X月4X日出生，漢族，北京市順義區(qū)GGG村村民，現(xiàn)住該村。

　　答辯人就原審被告GGG村民委員會上訴一案提出答辯如下：

　　一、針對上訴人提出的第一項“一審法院認定被上訴人是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受傷的證據(jù)不足，且與事實不符”，答辯如下：

　　首先，上訴人稱“被上訴人不是在上班時間，從事雇傭活動時受的傷”明顯與證據(jù)及事實不符。

　　答辯人在村中是農(nóng)場小組長并擔任村管水小組長，負責衛(wèi)生、水電、管道等工作，基本上是全天24小時工作，任何時候，只要村中的水電、管道等出了問題，必須馬上解決。并且在與上訴人簽訂的《后勤工資制度協(xié)議書》中約定，答辯人保證每天上班，不離農(nóng)場。根本不是上訴人所說的固定工作時間，下午上班時間是十四點。

　　另一方面，上訴人所述的“根據(jù)證人CCC的證言，被上訴人到農(nóng)場后并沒有從事與雇傭相關的工作，而是在農(nóng)場床上睡覺”，完全是斷章取義。上訴人完全無視證人CCC中午12點給答辯人打電話要求修理自來水的事實、DDD證實在13：20左右，答辯人已不在床上事實、證人EEE證實13：50，看到答辯人躺在農(nóng)場的院子里的事實、以及證人EEE、DDD、FFF將抬到屋內的事實。

　　其次，關于CCC證言，上訴人認為“一審法院并沒有在審理過程中對二者使用的電話調取電信部門相關通話記錄來佐證證人CCC證言的真實性”，上訴人的此番言語完全是一法盲的真實體現(xiàn)，根據(jù)民訴“誰主張、誰舉證”原則，上訴人應當提供相關的證據(jù)來反證答辯人的證人證言，不能把舉證責任推給法院。同時，上訴人也根本不懂民事訴訟中事實認定的“高度蓋然性”理論，法院考察的是雙方當事人提供證據(jù)的證明力的大小，只要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jù)的證明力大于對方，法院就可以根據(jù)證明力大的證據(jù)來認定案件事實。

　　再次，法官斷案是可以根據(jù)經(jīng)驗法則來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jù)《最高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第9條規(guī)定，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jīng)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當事人無須舉證證明，當事人有相反證據(jù)足以****的除外。第64條規(guī)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jù)，依據(jù)法律的規(guī)定，遵循法官職業(yè)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jīng)驗，對證據(jù)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這是從法律上規(guī)定了法官可以運用邏輯推理和經(jīng)驗法則進行案件事實認定。所以，上訴人在上訴狀中稱“一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致傷的原因未進行相關審查和了解，在沒有任何證據(jù)的情況下憑主觀推斷認定被上訴人是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受到的傷害明顯證據(jù)不足”是站不住腳的。相反，一審法院正是在綜合全案證據(jù)的基礎上，得出的符合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jīng)驗的事實結果。

　　二、針對上訴人的第二項上訴理由，答辯如下：一審法院采信鑒定報告合法，判決內容準確

　　首先，關于北京市公安局順義分局法醫(yī)檢驗鑒定局所出具的鑒定問題，北京市公安局順義分局法醫(yī)檢驗鑒定所是北京市順義區(qū)法醫(yī)院司法鑒定所的前身，具有鑒定資質，獲得北京市司法局的批準后應當以北京市順義區(qū)法醫(yī)院司法鑒定所的名義出具鑒定報告。

　　另一方面，如果上訴人對一審的鑒定報告有異議，完全可以在一審程序中申請重新鑒定。上訴人未在一審程序中提出重新鑒定申請，視為放棄申請重新鑒定的權利。一審法院采信鑒定報告，完全符合法律規(guī)定。上訴人不能通過二審程序來，彌補一審程序中放棄的權利。

　　鑒于以上情況，一審法院采信鑒定報告合法，判決內容計算準確。

　　三、 針對上訴人的第三項上訴理由答辯如下：一審法院適用法律準確

　　首先，只要是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受到的傷害，雇主就應當賠償責任。本案中，答辯人在從事雇傭的活動中(為村民CCC修理自來水，去拿工具過程中)，且在雇傭活動的地點(農(nóng)場)，發(fā)生的傷害結果，所以作為雇主的上訴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其次，民事賠償?shù)?ldquo;填補”原則，只是一般的民事原則，針對個案應具體分析。本案中，合作醫(yī)療與本案的賠償責任并非同一法律關系，同時答辯人加入合作醫(yī)療是答辯人的個人行為，是答辯人在繳納保險費后的對價行為。不能由于答辯人個人的交保險費獲得的權利來減輕上訴人的賠償責任。

　　再次，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guī)定，侵權人的過錯不是唯一的確定精神損害的條件，并且存在除外條款，即法律另有規(guī)定，不以侵權人有過錯來確定民事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確定精神賠償數(shù)額時，不應考慮侵權人的過錯。一審法院正是根據(jù)本條規(guī)定，針對本案的具體情況，考慮法定的各個因素，最終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具體數(shù)額的。所以，上訴人稱“在上訴人沒有任何過錯的情況下，一審法院判令上訴人承擔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責任是沒有法律依據(jù)的”的說法是無稽之談。

　　綜上所述，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上訴人完全是為了拖延承擔答辯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為維護答辯人的合法權益，請求貴院依法駁回上訴人的請求，維持原判，

　　此致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答辯人：

　　法定代理人：

　　200X年X 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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