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鑒賞結課論文
中國古代文學居于向外輻射的中心地位，中國文學對日本古代文學!以下是古代文學鑒賞結課論文，歡迎大家參考學習!
小議古代文學中的比較文學【1】
一、融入比較文學意識，培養(yǎng)國際視野
從中國與東亞各國來說，中國古代文學居于向外輻射的中心地位，中國文學對日本古代文學(神話、和歌、物語文學)有從內(nèi)容到形式的全方位的影響，對朝鮮、越南等國也是如此;中國與印度之間，則憑借佛教這一有力的媒介，達到了在精神層面的深度交流，中國文學也從語言、內(nèi)容到文學形式受到佛教的激發(fā)，呈現(xiàn)出不同的藝術面貌;中國與西方之間，在16世紀曾經(jīng)存在著“東學西漸”的趨勢，西方很多國家曾發(fā)生過“中國熱”，中國古代文學在這個熱潮中也被介紹到西方，影響到一些重要作家的創(chuàng)作和思想。
比如，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受到孔子道德思想的影響;德國的大文學家歌德提出“世界文學”概念，也與其對中國作品的閱讀分不開。
如果把這種廣泛的民族文學之間的聯(lián)系貫穿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就能夠打破封閉的民族文學視野，讓古代文學課程擁有國際的視角，讓學生感受到中國古代文學與異域文學的廣泛聯(lián)系及其穿越時空的魅力。
如講到古代戲劇，就可以將中國古代戲劇與異域文學的聯(lián)系考慮進來，開闊學生的視野。
元代李行道的雜劇《包待制智堪灰闌記》，是最早傳到歐洲的中國戲劇之一，也是對歐洲戲劇小說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的中國戲劇。
劇本寫妻、妾爭奪一兒，各執(zhí)一詞，官司鬧到包公面前。
包公劃一灰闌，讓兩位母親用力爭奪孩子，勝者將擁有孩子。
生母張海棠因為不想讓孩子忍受撕扯之痛而放棄。
但包公最終認定輸?shù)舯荣惖娜苏巧浮?/p>
劇中“二母爭子”的故事，與《舊約全書列王紀》、佛教《本生經(jīng)》中的《大隧道本生》、《賢愚經(jīng)》卷十一中的相關故事極為相似，已成為世界文學著名的母題。
《包待制智堪灰闌記》與佛教故事的淵源已有學者進行詳細的考證，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完全可以借鑒已有成果，對古代文學與佛教的關系作深入分析。
“灰闌記”的故事不僅僅是在古代世界有過小范圍的旅行，在現(xiàn)代世界，這一故事跨越了亞洲和歐洲的界限，并在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的筆下產(chǎn)生了更大的影響。
布萊希特于1945年改編創(chuàng)作了《高加索灰闌記》。
布萊希特在戲劇的楔子里寫道:“一個非常古老的傳說。
它叫《灰闌記》，從中國來的”，交代了其創(chuàng)作與中國戲劇的關系。
“二母爭子”由印度故事到中國雜劇，再到歐洲戲劇，讓我們看到了文學跨越國界的旅行，以及民族之間智慧的溝通。
在中西戲劇間進行移植的還有元代紀君祥的《趙氏孤兒》。
意、法、德等國著名作家都曾改編上演過此劇，其中最有名的是伏爾泰改編的《中國孤兒》。
《中國孤兒》將故事時間由春秋時期移至成吉思汗時代，將動作時間由二十多年縮短為一晝夜，地點局限于距離康巴魯(即今天的北京)王宮不遠的大臣宅邸，情節(jié)集中于成吉思汗搜孤、尚德夫婦救孤的沖突，并引入了愛情主題，刪除了孤兒復仇的情節(jié)。
這樣的改動，從思想上說，是將原作的歌頌忠義與復仇精神變?yōu)閷硇院腿蕫鄣亩Y贊。
在伏爾泰看來，大宋王朝及其遺民代表的是人類的成熟文明，而成吉思汗的元朝代表的則是落后的野蠻文化。
于是，宋元之間的沖突，實際上是人類普遍存在的文明與愚昧、正義與邪惡、理性與偏執(zhí)的沖突。
而劇作真正的主角由忠臣程嬰變?yōu)槟赣H伊美達，也表現(xiàn)出劇作重心由倫理向人性、由男性向女性的轉移，表現(xiàn)出東西方不同的文化的差異。
從藝術上說，這種改動則是嚴格遵守了西方古典主義戲劇“三一律”原則。
在講授上述兩劇時如能引入西方可資比較的作品，就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使作品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收到互相闡釋、互相說明的效果。
依此類推，其他古代文學經(jīng)典作品的闡釋，也可以置于世界文學的參照系中進行。
二、借鑒比較文學成果更新文學史觀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在文學史與文本分析的模式中，存在教學內(nèi)容更新緩慢的特點。
傳統(tǒng)的文學史在看待作家時，更多是在民族文學范圍內(nèi)，考察作家的創(chuàng)作在思想和藝術上的價值，因此，文學史的內(nèi)容在很長時間內(nèi)不會有大的變化。
這種唯一的標準或許評出了民族文學的經(jīng)典，但是卻忽略了在異域文化中，本民族文學的樣貌，在培養(yǎng)學生豐富的審美經(jīng)驗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內(nèi)容的更新必須有新觀念新方法的介入和啟發(fā)，在這方面，比較文學已經(jīng)取得的豐碩成果可以為古代文學教學提供很多啟示。
比較文學研究的是具有跨文化關系的文學現(xiàn)象，因此，在比較文學學科建立之初，研究者就注意到傳統(tǒng)文學史研究不太留意的作家作品。
在法國學派的代表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中，就提出了二流，甚至三流作家或許比一流作家更具有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
從文學交流的角度來看，有時候，往往不是一流作家，而是二流甚至三流作家贏得國外讀者的關注。
如唐代詩人寒山，在古代文學的課程中幾乎沒有地位，課上幾乎不講，但是寒山的詩卻在日本、美國產(chǎn)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美國“垮掉的一代”甚至把他視為精神導師。
小說《好逑傳》、戲劇《趙氏孤兒》也有類似的命運。
如果我們把這些在國外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作家都排除在古代文學課程之外，那無疑是一個缺憾。
從《中國比較文學論文索引(1980—2000)》及其他比較文學研究的工具書來看，涉及中國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關系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有的是具有事實聯(lián)系的文學交流的梳理，有的是尋找溝通對話的平行比較。
《中日古代文學交流史》《中國古典文學在國外》等研究都為古代文學課程內(nèi)容的更新提供了大量的資料。
古代文學借鑒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把在國外具有崇高聲譽的作家也納入講授的視野。
一方面，更新了內(nèi)容，增加了古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聯(lián)系;另一方面，也培養(yǎng)學生逐步樹立多層面多角度理解文學的意識，擺脫唯一的文學價值觀。
三、打通古今中外，比較中總結特色
民族文學的特性是一種客觀存在，文學系的教學就是指導學生去逐步認識這一特性。
有學者提出了“宏觀比較文學”的概念，強調(diào)在世界文學范圍內(nèi)的比較中總結民族文學的特點:“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別文學的研究，都必然需要給該國文學加以定性與定位———就是要在世界文學的參照下，對該國文學的特色和特性、對該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總格局中的地位作出判斷。
而要概括某國文學的特性時，如果沒有外來參照與外來比較則完全不可想象，也沒有任何意義。
中國古代文學包括了中國文學的精華，在文學形式與思想方面都代表著中國文學的最高成就。
在古代文學課程之中，我們除了給學生介紹具體的作家作品，還需要在世界文學的坐標系中，給學生一個宏觀的總結。
那就是中國文學的特點是什么?讓學生在學完一個個作家之后，能夠有一個較為明晰的古代文學的總體印象，比如，中國詩歌的特點是什么，中國小說的特點是什么。
而要總結這些特點，沒有比較的視野是無法完成的。
比較文學的研究目的:一是認識世界文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二是深入認識民族文學的特色。
在比較中方能見出不同民族文學的特色。
如上文提到的關于中西戲劇移植的例證，我們在課堂上可以做進一步的理論提升，總結出中西戲劇的不同，那樣諸如中國戲曲與政治、倫理的密切關系，中國戲曲的中和含蓄之美、空靈的舞臺設置、開放式結構等問題都會在比較中得到更深刻的說明，進而幫學生樹立起關于世界戲劇的總體觀念。
在《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一書中，作者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以其他民族文學為參照，總結了中國文學的特征:“一、官吏作家化與作家官吏化;二、現(xiàn)世主義態(tài)度;三、非個性主義傾向。
”這一總結或許并不能完全客觀地總結中國文學的特點，但對于我們認識和研究中國文學的特性具有很強的啟發(fā)意義。
綜上所述，以比較文學意識滲透古代文學教學，把比較文學成果融入教學內(nèi)容，打通古今，給學生一個宏觀的視野，這對于古代文學教學內(nèi)容、觀念的更新，對于古代文學的時代性、國際性的追求，都是有很大裨益的。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種打通并非要在古典文學課上大量講授外國文學內(nèi)容，喧賓奪主，而是要給學生提供一種視野，點到為止。
古典文學水滸傳藝術賞析【2】
據(jù)統(tǒng)計，《水滸傳》中有名有姓的人物約有八百多個，社會各個階級與階層的人物幾乎囊括殆盡，其中許多人物描寫得栩栩如生，給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水滸傳》的人物刻畫之所以會取得輝煌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突破了《三國演義》那種類型化的塑造人物的方法。
盡管還沒有達到像《紅樓夢》那樣典型化的高度，但卻無疑為典型化方法開辟了蹊徑，提供了有益的經(jīng)驗。
在《水滸傳》中，我們看到像林沖、李逵、魯智深、武松、阮氏三雄等等人物，所以會扯旗造反，走上梁山，就是因為北宋末年那樣的'社會環(huán)境逼得他們走投無路，才不得不如此的。
他們的性格發(fā)展，很符合他們的身份遭遇，使人感到真實。
就拿林沖、魯智深、楊志來說，雖同是武藝高強的軍官，但卻是由于出身經(jīng)歷不同，生活遭遇不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就不同，性格表現(xiàn)也各自有差異。
林沖是八十萬禁軍教頭，生活的優(yōu)越感、官場的得意和美滿的家庭，使他很自然地形成了安于現(xiàn)狀、怯于反抗的性格，這就構成了他性格中對惡勢力忍的一面。
同時，禁軍教頭的經(jīng)歷，又使他廣結豪杰之士，這又形成了他耿直、正義與不甘居人下的品格。
這便又在忍的后面，蘊藏著反抗的因素，潛伏著復仇的怒火。
當妻子被高衙內(nèi)侮辱，他狠狠地舉起拳頭，拳頭又軟軟地收了回來，這個典型的細節(jié)，將他性格中兩個方面都凝聚了。
以后的忍，是在典型的環(huán)境中的進一步延伸。
待到“風雪山神廟”之后，林沖簡直成了另一個人，而這又與安分守己的林沖是統(tǒng)一的，是事事隱忍的必然發(fā)展。
總而言之，是環(huán)境逼他作官不成而求生，求生不成才定下了造反的決心。
楊志，因為是“三代將門之后，五侯楊令公之孫”，這樣的出身，就決定了他對仕途很感興趣，打定了“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也為祖宗爭口氣”的主意。
他的生活道路上有兩個轉折，一是失陷了花石崗，二是失陷了生辰綱。
這兩次“公職失錯”堵死了他“封妻蔭子”的道路，功不成，名不就，只有到了這生死關頭，他才肯上山落草。
這樣來寫人物，使讀者感受到了書中人物性格發(fā)展變化與環(huán)境的關系，有如水到渠成，真實自然。
《水滸傳》還善于在對比中寫人，從而使人物的性格鮮明生動。
梁山泊那些英雄好漢們，不用說個個都是對封建統(tǒng)治階級和貪官污吏無比仇恨，對廣大被壓迫階級和下層人民群眾無比關懷，深切同情的。
但他們卻有自己的一部血淚史，各有自己的鮮明個性，即使是一些性格相近的人物，也各有自己不同于別人的特色，毫不混同。
所以能夠如此，原因就在于作者對當時的時代生活非常熟悉，并能從當時復雜的社會生活實際出發(fā)，概括提煉出人物性格中最本質(zhì)的東西，在人物與人物的對比描寫中，顯出人物性格的差異與區(qū)別，有時候作者將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放在一起加以對比，使相反的性格顯出更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