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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視劇敘事的審美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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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電視劇通過藝術再現不同歷史時期的英雄人物,表現中國脊梁式的英雄們剛烈悲壯、九死不悔的斗爭精神,繼承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英雄敘事傳統(tǒng),形成一種以崇高悲壯為主格調的美學風格,極大推動電視劇藝術的蓬勃發(fā)展,顯示出獨具魅力的審美價值,為新世紀社會主義電視文藝事業(yè)做出了較大貢獻。
關鍵詞:電視藝術;悲壯;崇高;英雄;中國電視劇;審美維度
一個民族任何時候都需要一種崇高的精神引領大眾,文學藝術要給民眾以精神動力和智慧支持,思想啟迪和心靈慰籍,就要站在時代的前沿,回應社會變革的激蕩,真正成為民族精神的火炬和人民奮進的號角。熒屏英雄把生命當作追求理想、實現更高目的的手段。把慷慨赴死、從容就義視為一種對生命意義的終極肯定。這種理想激情,造就了一種英雄的人生態(tài)度和人格心理。這種逆進激情,顯示了電視劇藝術中悲劇精神的力度和強度,它悲壯的美感進而被提升為一種崇高性。
一、民族精神的文化藝術載體
中國文化包含著豐富的“厚德載物”、“忍辱負重”的承擔精神。中國文化提倡君子應以深厚的德澤承納萬物、化育萬物,故有一種“忍辱負重”的精神。《老子》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這是道家提倡的“忍辱負重”的精神。孟子把這種君子人格提升為一種大丈夫勇擔大任的自覺意識。他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在中國文化史上是極為重視發(fā)揮主體精神的哲學家,他認為要想承擔一種偉大的事業(yè),就必須在主觀上有充分的準備,必須先磨練自己的意志,鍛煉自己的體魄。他提出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去實踐“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人生目的。這種精神向來被認為是志士仁人堅持正義、堅持真理、堅持理想和信念的高尚品質和傳統(tǒng)美德。張岱年提出:“中國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結于《周易·大傳》的兩句名言之中,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薄吨芤准狻芬蓪殞Α白詮姴幌ⅰ苯忉尀椋骸胺裁銖娨赃M德,不必須在位也。故堯舜一日萬機,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日自強不息矣!边@種前進向上、有容乃大的精神在中華文化發(fā)展的進程中,一直鼓勵著中華兒女有識之士敬業(yè)進取,不斷向前,克服困難,百折不撓,已經錘煉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張晶認為民族精神是指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發(fā)展歷程中逐漸形成的總體精神氣質。它有著鮮明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是一種超階級、階層之上的全民族的精神支柱與凝聚力。是一個民族的精神信念的總體概括。它是形而上的,有著高度抽象的哲學品格,是關于民族性格的理性概括;它又是形而下的,體現于一些杰出人物的行為之中。其精神要素有以下幾點:“其一是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煨薪,君子以自強不息’,成為無數仁人志士的人生信條,激勵著人們?yōu)閲液兔褡宓氖聵I(yè)奮斗不息。其二是對正義價值的認可與執(zhí)著追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要義之一。其三是憂患意識。在感受憂患超越憂患,并最終達到‘不憂’、‘不惑’、‘不懼’的境界!趹n患,死于安樂’,是激勵人們奮發(fā)有為的普遍觀念。其四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責任感。在中國人傳統(tǒng)思想中,超越個人的衣食之利,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是一種主流意識。其五是力行務實!泻弦弧侵袊軐W中的重要命題,學以致用是中國人思想中最受重視的部分。”
“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兩方面的結合是中華民族所崇尚的道德品質,也是中華民族的高尚精神。這種民族文化精神是中華民族文化得以發(fā)展的內在精神動力,因為它能積極地促進中華民族的發(fā)展,所以又是立國之本,即我們國家賴以建立和發(fā)展的思想基礎,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許多寶貴思想精華的總結和提升,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它激勵了無數中華兒女創(chuàng)造了可歌可泣的偉大事業(yè),也在中華文化史上譜寫了一篇篇的動人樂章。這種民族精神同時還支撐著中華民族不斷與自然界的困難斗爭,與外來侵略斗爭,不但征服了自然,還抵御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偉大的中華民族一直屹立于世界的東方,為人類文明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鬃印熬討n道不憂貧”的說法和孟子的“憂患”概念,是儒家對國家民族關照的博大情懷;是面臨困境和苦難毫不畏懼的積極參與、勇擔重任的忘我精神;是拯救民族危亡勇于犧牲的崇高奉獻精神;是居安思危、處興思亡的理性思辨精神。憂患意識的彰皿,人本精神的弘揚,都源自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力行精神,這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人世品格,是儒家文化的思想總則。誠如馮友蘭所言:“這個理論對中華民族有巨大影響,幫助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中克服了無數的困難。中國人深信這個理論,因此經常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另一方面,即使處于極端困難之中,也不失望。在剛結束不久的抗日戰(zhàn)爭中,這種希望成為中國民眾的心理武器,即使處于最黑暗的時期,還深信:‘黎明即將到來’。正是由這種信仰形成的意志幫助中國人民度過了這場戰(zhàn)爭!
彭吉象說得很好:“凡是優(yōu)秀的影視作品,都會體現出時代風云與社會變遷,反映出我們民族的生活與民族心理,表達出民族的情感和民族的意愿,呈現出民族文化傳統(tǒng)和民族文化心理,傳達出具有民族性與時代性的‘深層集體心理’!敝袊娨晞∫猿浞滞诰蛎褡逦幕、弘揚民族正氣為己任,將逝去的英雄人物復活在熒屏之上,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藝術載體。電視劇《北洋水師》以中日甲午戰(zhàn)爭為背景,再現了中國近代史上屈辱悲壯的一頁。清王朝封建統(tǒng)治的糜爛腐朽,導致了北洋水師在中日甲午海戰(zhàn)中的全軍覆沒。以鄧世昌為首的海戰(zhàn)將士們,在戰(zhàn)局處于極為弱勢的情況下,毅然表現出誓死報國的凜然正氣,錚錚鐵骨,鐫刻著中華民族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藝術創(chuàng)作的主體成為人類靈魂的關注者和文明建設的促進者,電視劇《楊靖宇將軍》的編導曾這樣要求自己:“我們有幸拍了一部充滿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弘揚民族精神的歷史正劇,我們理當心存感激,懷揣敬畏。拍出楊靖宇的民族精神是我們的目的!痹搫≌鎸嵲佻F出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刻,在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情勢下,楊靖宇將軍帶領一支只有十幾人的游擊隊伍,輾轉奮戰(zhàn),到發(fā)展至上萬人的東北抗日聯軍,長期奮戰(zhàn)在林海雪原,牽制五十萬關東軍入關,為中國抗戰(zhàn)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楊靖字將軍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在冰天雪地里艱苦卓絕地與日寇周旋,展開殊死慘烈的搏斗,他爬冰臥雪,滿臉霜雪,以棉絮樹皮蒿草果腹,冒風雪,鉆山洞,一次次機智地甩掉日寇的追捕,最后彈盡糧絕,以身殉國。他以鋼鐵般的意志面對惡劣的環(huán)境和殘酷的斗爭,錚錚鐵骨,氣壯山河,生動地譜寫了一曲蕩氣回腸、撼人心魄的史詩般的英雄贊歌。他的名字成為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偉大象征,國魂、軍魂、民族魂融為一體!蛾J關東》中的朱開山、《英雄虎膽》中的曾泰、《特殊使命》中的鞏向光、《暗算》中的錢之江、《敵營十八年》中的江波、《潛伏》中的余則成、《英雄無名》中的閻寶航、《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李俠等,他們在特定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潛伏在敵人內部,既是犧牲者,更是戰(zhàn)斗者。他們喬裝打扮,深入虎穴,奮勇作戰(zhàn),在瞬間改寫了歷史,用智慧和信念創(chuàng)造了歷史,為締造共和國大廈立下了不朽的豐功偉業(yè)。他們執(zhí)著追求正義價值,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等信條,熔鑄在中華民族精神的血脈里。他們的智慧才華、默默無聞與無私奉獻深化了英雄的內涵。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英雄精神,多是通過英雄人物恪守崇高使命而濃縮的一種民族魂。
彭吉象指出:“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血濃于水的民族凝聚力,‘天行健”而自強不息的主體意識,具有強烈社會性的人文意識,以及‘天人合一’的超越意識,始終貫穿在歷朝歷代的優(yōu)秀文學藝術作品中,乃至于作為‘舶來品’的影視藝術,一旦踏上中國大地,成為中華民族的影視藝術時,也同樣概莫能外!痹诜柡陀跋翊罅繌椭、充斥的復雜環(huán)境巾,中國電視劇吸收進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歌頌悲壯崇高,贊美英雄人物,引導更多的觀眾追尋人類的精神家園、靈魂的詩意柄居。
二、現實與藝術的崇高審美生成
中國電視劇往往以現實中杰出的人物作為審美客體,創(chuàng)造熒屏藝術的崇高形象。諸如《一代廉吏于成龍》、《大宋提刑官》、《中國命運的決戰(zhàn)》、《延安頌》、《長征》、《孫中山》、《八路軍》、《格達活佛》、《鐵血將軍楊靖宇》、《陳賡大將》、《諾爾曼·白求恩》、《上將許世友》等歷史電視劇,其中塑造了于成龍、宋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孫中山、格達活佛、楊靖宇、陳賡、白求恩、許世友等人物形象,他們都曾經是現實中為社會清平、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奉獻和犧牲個人價值的充滿崇高精神的歷史人物,歷史電視劇把他們作為審美客體,創(chuàng)造出燭照時代藝術的崇高美。誠如杜書瀛所說:“藝術中的崇高往往是對現實中的崇高的再現和反映,現實主義藝術中崇高美的生產尤其如此。這樣,從藝術創(chuàng)作的客體方面來說,當生產崇高型審美價值的時候,往往選取現實中崇高的人物或事物作為描寫和表現的對象!
在真實的歷史事件中塑造崇高的審美對象是電視劇的一貫策略。這類電視劇大多聚焦于歷史深度和人學深度的雙向挖掘上,力圖在真實的歷史進程中,重塑豐滿立體的崇高形象。優(yōu)秀的歷史人物身上所散發(fā)出的人格魅力是劇作家進行典型形象創(chuàng)作的源泉。如電視劇《大宋提刑官》,就是以宋代法醫(yī)名師宋慈為原形創(chuàng)作的。在宋慈先后偵破了“太平縣冤案”、“李府連環(huán)案”、“毛竹塢無頭案”、“城南井尸案”、“遺扇嫁禍案”、“梁雨生命案”、“李玉姑失蹤案”等一樁又一樁疑難命案中,凸顯他作為世界法醫(yī)學鼻祖在刑獄審勘過程中,面對各方壓力“不唯權、不唯上、只唯實”完美崇高的人格境界,“洗冤禁暴,還冤者以清白”是他最高的理想追求。該劇雖然走的是古代版紀實懸疑劇的路子,卻將整個南宋時期的廣闊禮會生活及世間百態(tài)都納入到審美視野之中,在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塑造宋慈心系百姓、為民伸冤的光輝偉岸的藝術形象。如設置薛庭松與宋慈的翁婿關系,表現他不徇私情、剛直不阿的性格;交待他與史文俊等周圍大臣的關系,凸顯他秉公執(zhí)法、不計前嫌的人格魅力;通過他與刁光斗的反復較量,張揚他嫉惡如仇、凜然正氣的個性特點。在善與惡,忠與奸的對立沖突中展示全力為百姓伸張正義、斷案如神的宋慈立體的清官形象!堕L征》全劇從導致中國工農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qū)并進行長征的廣昌戰(zhàn)役開篇,全景式展現了紅軍蘇區(qū)突圍、血戰(zhàn)湘江、遵義會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飛奪瀘定,爬雪山、涉草地、大會師等恢宏的歷史景觀,再現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工農紅軍突破的圍追堵截、北上抗日的波瀾壯闊的歷史。劇作著重敘述毛澤東高明的斗爭策略,周恩來的顧全大局,以及全黨、全軍團結奮斗的高尚風格。以革命領袖的精神火花照亮中華民族的前進征程,以歷史偉人的人格魅力升華當代觀眾的精神境界!逗楹嘈l(wèi)隊》,脫胎于1959年的歌劇和1961年紅遍全國的同名電影,并在忠于原著的基礎上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演繹了上世紀30年代初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湘鄂西洪湖地區(qū)赤衛(wèi)隊及工農紅軍與反動派及湖霸進行斗爭的傳奇故事。由中國家喻戶曉的經典小說《紅巖》改編而來的電視劇《江姐》,真實冉現了巾幗英雄江姐短暫而偉大的一生,她超人的毅力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動了許多觀眾。
鄧小平曾指出:“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我們的人民勤勞勇敢,堅忍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顧大局,守紀律。幾千年來,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后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滿懷信心,艱苦奮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寫下了我國歷史上光輝燦爛的篇章。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沒有把他們壓倒。任何嚴重的困難都沒有把他們擋住。文藝創(chuàng)作必須充分表現我們人民的優(yōu)秀品質,贊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在同各種敵人和各種困難的斗爭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這段論述是鄧小平對中國人民歷史與現實的崇高精神美的生動概括!皻v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yè)”(馬克思語),創(chuàng)造歷史的主體的確是人民群眾,但這并不否定歷史上杰出人物在創(chuàng)造歷史中的重要作用。正如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所說的那樣:“如愛爾維修所說的,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chuàng)造出這樣的人物來!眱(yōu)秀的文藝作品要表現出推動歷史前進的人民群眾的崇高精神,這是偉大時代對文學藝術提出的必然要求。
三、悲壯美與崇高感共生
悲劇是崇高的藝術,崇高美是悲劇藝術最基本的美學特征,悲劇與崇高這兩種美學形態(tài)在本質上是相輔相成的。悲劇藝術真正的美學意義在于通過“悲”表現出對美的肯定,并給人以真理的啟示,它使人們化悲痛為動力?梢哉f,悲劇藝術真正張揚的是一種悲而壯烈,悲而英勇,悲而暢快,悲而頑強,激人奮發(fā)、催人上進的崇高感。誠如阿·尼柯爾所說:“當我們仔細考慮我們的情緒時,我們或許會發(fā)現,我們看一出悲痛的戲劇時所以得到一種快感——主要的悲劇調劑——其首要的原因,無疑也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某個人物身上顯示出一種崇高的品質,一種幾乎是英雄般的莊嚴氣概!
很多中國電視劇都深刻地展現了上個世紀我國社會的每一個重要歷史時期的政治、軍事、文化斗爭,描繪鮮明時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歷史時期的生活,它那變幻莫測的政治風云情境,雄偉壯觀的戰(zhàn)爭場面,洋溢著英雄氣概的人物形象畫廊,飽含著智慧與斗爭經驗的生活形象,崇高的道德精神風貌,以及作者所站概括歷史規(guī)律的高度,使得作品在再現歷史生活方面,具有無比的歷史廣度,并超出某一特定的歷史時 代而具有一種普遍性的意義,從而使作品顯得氣勢雄渾,結構宏偉,具有鮮明的史詩風格。其史詩格調緊扣民族抗戰(zhàn)的時代脈搏,突顯剛正激越的悲劇精神。郭沫若極為強調“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悲劇精神,他指出要實現“仁”和“義”的思想,就必須同反對、扼殺“仁”和“義”的腐朽反動勢力進行抗爭、搏斗,需要流血和犧牲。他認為:“要得真正把人當成人,歷史還須得再向前發(fā)展,還須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灑出來,灌溉這株現實的蟠桃。”他把悲劇精神看成新生事物對舊社會的積極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一種精神力量,蘊含著唯物史觀的美學因素。不斷涌現的抗日題材電視劇為我們重塑出數以千計獻身華夏的英雄兒女,在中國影視人物畫廊中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
如電視劇《八路軍》,在十字嶺突圍中,敵機瘋狂轟炸,敵兵窮追不舍,百姓突圍遲鈍緩慢,還遇到婦女生孩子。為了群眾的生命安全,副參謀長左權不顧個人安危,親自沖鋒陷陣,不幸中彈身亡,一代抗日名將,血灑太行山上。日寇為了要挾回民支隊司令馬本齋,不惜血洗同村百姓,馬母為了保護其余鄉(xiāng)親不被屠殺,她舍生忘死,挺身而出。敵人軟硬兼施,威逼利誘,這位偉大的母親以民族大義為重,堅決拒絕日軍規(guī)勸兒子與他們合作,她滿腔的熱血染紅了中國大地,用生命捍衛(wèi)了民族尊嚴。朱德感其崇高,親自為之題寫“抗戰(zhàn)母子兩代英雄”八個字。黃崖洞保衛(wèi)戰(zhàn)中,王鐵錘為保衛(wèi)兵工廠,與敵人同歸于盡。反掃蕩中,馮玉蘭為掩護剛被策反的偽軍突圍,奮不顧身把敵人引向自己而壯烈犧牲。《諾爾曼·白求恩》對英雄的理念作出了更多哲學的思考,對英雄的內涵注入更多人性的美點。英雄的理念在最高層面上是人類對于理性的思考和追求,是人類偉大精神和意志的象征。在烽火連天、瘡痍滿目的戰(zhàn)爭年代,白求恩遠涉重洋,救死扶傷,獻身正義事業(yè)。他感人的生活歷程蘊涵著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人生、人性、人道的情感體驗。中國歷史劇把英雄的理想精神和人格魅力融匯在對生活的思索中,尋找到了激發(fā)當代觀眾審美情感的契合點,以激情、靈感和理性,澆灌出英雄璀璨生命的花朵。在社會轉型期,我們更加需要英雄的理想、英雄的意志、英雄的精神、英雄的指引。白求恩高尚的國際主義精神、共產主義精神、人道主義精神、英雄主義精神,對社會轉型期重鑄民族精神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和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黃會林認為:“崇高的本質是追求一種終極理想,在強烈的的矛盾沖突中感受和諧,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痛苦中感受生命的既壯烈痛楚又偉大甜蜜的存在!恋淼拿褡寰裥枰せ睢@種激活的代價是慘痛的,民族的危亡使中國人從悠然自足的精神狀態(tài)中感受到了一種偉大的痛楚,一種需要投身于水火中、前赴后繼的壯烈情懷,……20世紀中國美學以崇高為美,事實上是對傳統(tǒng)精神的繼承,以崇高的流血、苦難、犧牲、堅忍為美,以便在中國人所面臨的人與社會的激烈中突中奪取最后的勝利!
歌德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歷史給我們最好的東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熱情。英雄人物形象帶給觀眾的將是強烈的生命激情、愛國情懷、英雄主義,他們鼓舞著后人,成為我們奮斗與進步的精神力量。電視劇對歷史的重構意在修復整個民族的記憶,它最大限度采取宏觀的文化視角,再現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風云,塑造出一系列呼之欲出的典型形象,為精神文明的建設積累了豐厚傳統(tǒng)文化的底蘊。在東西文化碰撞沖擊、交流互補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國電視劇表現出積極與之接軌、回應的時代氣魄,達到了宣傳教化和審美愉悅和諧完美的統(tǒng)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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